詹姆斯·納切威:我的照片就是戰爭證詞

2021-07-01 20:54朱麗娟
寧夏畫報 2021年5期
關鍵詞:戰地詹姆斯

朱麗娟

他在戰地拍攝31年,出生入死,卻很少提及照片背后的故事。他相信,照片是他唯一的“武器”。他的一組照片曾挽救了非洲150萬名難民;他在荷賽拿過25個獎,獲得過5次戰地攝影最高獎。

“從我打算做攝影師那天起,就決心做個戰地攝影師,因為我堅信,只要能揭露戰爭的真實面目,我所拍的照片就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反戰照片。”納切威說。

就這樣,這個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的美國男人背上黑色背包,脖子掛上相機,走進最沉重的新聞現場。曾做過納切威圖片編輯的漢斯 赫爾曼·克萊爾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納切威還留著20世紀嬉皮士最流行的中分發型,穿著臟兮兮的牛仔褲,襯衣卻是出人意料地一塵不染,“在一片嘈雜混亂之中,跟那些在現場慌張無措的記者相比,納切威保持著一定的鎮定”。

納切威做了31年的戰地攝影師,31年來,他獲得過5次戰地攝影最高獎羅伯特·卡帕金獎,還捧得2次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以他為主角拍攝的紀錄片《戰地攝影師》曾獲奧斯卡提名;2007年,著名演講機構TED還把年度大獎頒給他。

領獎的時候,這個見識過無數戰火的美國男人低著頭,像第一次上臺發言的小學生,緊張得雙手握著自己的講稿說:“對一個花一輩子想要保持隱身狀態的人來說,站在這么多人面前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像是讓人在頭條新聞里發現了自己。請原諒我不得不違反你們的演講規定,我得看著稿子演講。”

關于戰爭,他的敘述里除了最基本的事實,找不出戰地小說家那樣的精彩故事。每次他在前線,編輯克萊爾都會迫不及待地跟他聯系,“你看到什么,跟我講講”,但大多數時候,這個編輯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句話, “我不想說”。

“作為攝影師,我最大的痛苦在于知道自己的一切名聲和利益都建立在別人的苦難之上,這讓我每天掙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時的我就失去了靈魂。”納切威說。

跟納切威一同采訪過新聞的路透社記者德斯·懷特回憶,有次在印尼,一群揮舞著木棍和匕首的暴徒在窄巷里追打著一個已經滿頭是血的人, “就像小孩在玩弄自己的玩具”。絕大多數攝影師都躲在街對面的大樓里用長焦鏡頭拍照,只有納切威跑到現場,這個攝影師并沒有打開相機,一貫內斂的他少有地展現出激烈的情感,他跪在地上,大聲哀求著“請不要殺死他,你們沒有必要殺死他”。

但這些話顯然沒有起到作用,因為現場照片留下了當時的情形:圍成一圈的男人用力把棍子揮向癱倒在地的人身上,僅僅因為他們擁有不同的觀念,一個戴著鴨舌帽的男人一只手掐著那個男人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匕首抵住他的喉嚨,而地上的人已經閉上了眼睛。

2003年,納切威參與伊拉克戰爭報道。他跟同事邁克·韋斯科夫坐在車里,在炮火追擊中前進。路上,一顆手榴彈被扔進他們所在的車廂里。韋斯科夫果斷地抓起導火線還在燃燒著的手榴彈,想要迅速扔出去,可他顯然輸給了時間,手榴彈在他右手里爆炸。

營救他們的直升機在一片混亂中沖到前線,搶救負傷的記者。近距離的爆炸讓納切威的兩條腿和胃部被彈片擊中,但他依然舉著相機,用盡自己的力氣堅持著為正在搶救韋斯科夫的戰地醫生拍照,一直拍到自己昏厥過去。

有些記者會拿著自己在戰地死里逃生的經歷翻來覆去說個不停,但是你很難讓納切威跟你講這些九死一生的故事。克萊爾說。“你必須求著他跟你講講這些事,即便如此,他也會極力回避。”

納切威知道,他唯一的武器是照片。于是,在車臣戰爭中,他跟著回家的母親走進被炸毀的房間,拍下她悲傷的哭泣;在印尼的鐵道旁邊,他跟住在鐵路邊的窮人聊天,看著只剩一只手和一條腿的男人拄著拐棍在公路上乞討;在中東戰場,他跟著投擲石塊的年輕人奔跑,跟他們一起被催淚瓦斯嗆到雙手捂臉,用力搓揉睜不開的眼睛。

“我希望在照片中,攝影師能夠隱身,我不希望人們看到我的照片后說‘瞧這構圖多棒,我所使用的技巧完全服從于我的工作,去表達我想表達的意思。如果我的照片能讓人們感到不安,如果這些畫面能夠毀掉他們的一天,那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任務。”納切威說。

在美國舉辦展覽的時候,人們向納切威提問:“看著這些悲傷的場面,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緒呢?”“我不得不這樣做。如果我到急診室做醫生,一定會搞得七零八落,在那里我毫無用處。我要把我的情緒通過照片傳遞出去,我在現場感到憤怒、悲傷、懷疑或者同情,我希望把它們體現在照片里,不僅如此,我還希望它們能繼續傳遞到看到照片的人那里。”納切威的回答贏得了人們的掌聲。

除了戰爭現場,納切威還拍攝過饑荒、疾病等世界性問題。他在索馬里饑荒的中心地帶待了幾個星期,拍攝了一組照片,刊登在《紐約時報》的封面。照片發表后的星期一早上,《紐約時報》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許多人打電話來問他們能做什么。照片發表17年后,國際紅十字會的一名負責人告訴他,正是這些照片實現了二戰以來紅十字會最大的一次行動,挽回了150萬人的生命。

離開戰場,納切威的日子好過很多。這個美國男人生活在紐約,他有一個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擺滿了書,閑下來的時候他喜歡看看小說,看看展覽,喝瓶可樂,只是很少拍照片。

“許多年前,我覺得我看夠了這個世界的悲劇,我再也不想看更多的悲劇了。但不幸的是,歷史還在繼續產生著悲劇。我感到我有責任將它們記錄下來。”納切威說。“但請相信我,我比任伺人都更希望這些悲劇從沒發生過,我愿意去拍與之完全不同的照片,或者干脆不拍照片都可以,我真希望一切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世界還是老樣子。納切威準備第二次報道索馬里饑荒時,沒有一家雜志社對這個故事感興趣,他不得不獨自前往索馬里。在出發前一晚,他做了一個“恐怖的噩夢”,“渾身顫抖,從夢中驚醒”。

“我知道饑荒是什么樣的,我不想再做噩夢了”,被噩夢驚醒的納切威決定拋開這一切悲劇,打包準備回家。可沒過一會兒,他又平復下來,再一次背上他的黑色背包,搭上了紅十字會飛往摩加迪沙的運輸機。

在他很少更新過的個人網站上,貼滿了照片,連自我介紹都只有寥寥數語,這個沉默的戰地攝影師只用灰色的字體在漆黑的頁面上寫下這么一句話: “我是一個見證者,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證詞。我所記下的事件不該被遺忘,更不該重蹈覆轍。”

青年時代的詹姆斯·納切威自學攝影,并租用暗房以便掌握扎實的沖印技術,幾年里孜孜不倦地向前輩學習積累。隨著攝影專題論文的發表,他對攝影的興趣與日俱增。他做過圖片編輯,也當過卡車司機。每一項工作都潛移默化地增長著他的閱歷。

對平常人來講,戰地攝影師充滿了太多戲劇性的元素,詹姆斯·納切威的平實與簡約超出人們的想象。白襯衫、牛仔褲加雙肩攝影包就是他的全部裝備,沒有頭盔,也沒有防彈衣。他更不會鉆進裝甲車之類,而是靜靜伏進戰壕,聽流彈從耳邊飛過,等待快門時機,仿佛天佑其命。他從不說話,也從不輕易按下快門,其他記者飛快地拍攝時,納切威往往只是等待,因為他明白需要的影像何時到來。

納切威多年使用佳能膠片單反相機,大多搭配廣角變焦鏡頭,主機備機各一臺,近年開始使用佳能數碼單反相機。膠片主要以彩色反轉片和Tri-X等黑白膠片為主,拍攝完成的膠卷被直接寄至《時代》雜志或帶回他在紐約的工作室沖印。納切威的彩色攝影以夸張而又不失真的色彩對比來表達戰爭的慘烈、環境的蕭條或人的精神狀態。他善于在復雜的光線下快速按經驗和心算確定曝光,使反轉片曝光精準,明暗獨到,具有極強的視覺張力與場景縱深,使影像主體與背景環境緊密融合。黑白片則不拘于前輩的套路,各種夸張視角和獨特構圖,再如陰影和景深等元素極大地充實和活躍了畫面,使信息量擴大、感染力增強。而這一切正是報道圖片的制勝所在。

對于圖片而言,完美的思路帶來的結構形態都不因其本身的存在而愈顯重要,更大的優勢在于這些幫助表現了圖片的主題。想要放棄精心設計的預想構圖轉而抓住一個直白表達的瞬間,對每一個攝影師而言,恐怕都是一場心理的惡戰。然而詹姆斯·納切威清楚,觀者更關心圖片的主人公,而不會浪費更多的時間夸耀拍攝者的技巧與構思。

詹姆斯·納切威的作品風格,成型于他對待人與事物的獨特觀點與方式。如他所述,他在拍攝中安靜而緩慢,以敬意對待他人,以尊重接觸他人。他以語言和手勢與人交流,人們因而參與到拍攝中來。他的作品不應被歸類于所謂“抓拍”,而是充滿關注與精確判斷的具有預見性的人性化拍攝。他的拍攝接近被攝人,同樣把這種近距離的感受傳遞給觀看者。用廣角鏡頭近距離拍攝,以此營造身臨其境并與環境互動的感覺,從而打破長焦鏡頭產生的距離感和帶給觀看人的冷漠態度。這種透視效果截取并再現了真實的感受,以獨特的視角讓人不僅簡單地知曉畫面信息,而是進一步深入領會拍攝者與被攝者的所處環境。

戰地攝影師羅伯·卡帕曾說過:“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還不夠近”。詹姆斯·納切威就是站得太近的攝影師。他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總是能穿透人的靈魂,讓人震撼,流淚……頹壁殘垣中的老者、冰冷墓園中的母親、火光沖天中的奔跑者、饑餓籠罩下的尊嚴……人類在這里被呈現得軟弱無助,他們在恐懼和死亡間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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