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姑八姨

2021-07-01 08:34陶純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 2021年6期
關鍵詞:紅軍

她們滿懷信仰參加革命,卻在途中與組織失去聯系。歷史的檔案中銘刻了英雄的功勛、平凡人的偉大,也記錄了那些離散中依然堅守信仰的人。

一九六五年,我從四川大學畢業。那時候大學生很稀罕,很多單位搶著要,我可以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工作。可我最終選擇回老家的小縣城。之所以回去,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我父親突然去世,母親身體不好,無人照顧;二是與我相戀兩年的女同學突然變卦,決絕地離開我,投入別人的懷抱,令我情緒十分低落,腦子亂了套,就像個傻子一樣,不再考慮其他,連系里組織的告別宴會都沒參加,就扛起行李,垂下腦袋,逃也似的離開了那個令我傷心至極的校園。

回到縣城,有兩個單位供我挑選,一是到組織部,二是到歸民政局管的剛落成的烈士陵園,那兒需要盡快充實完善,卻沒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個把懂革命歷史的人,而我大學學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兼顧黨史,專業對口。一大把年紀的人事局局長請我這個小年輕喝茶,拐彎抹角動員我去陵園大顯身手,并且提出行政上可以給我高定一級,我便到陵園當了園長助理。

我在陵園工作了一年時間,烈士墓由最初的七十三座,擴充到二百二十多座,并且基本搞準了入園烈士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跡。一天,縣委張書記來陵園視察,我負責講解。末了,張書記表揚了我,說,縣里正要組建黨史辦公室,你去那兒上班吧。就這樣,我又調到了縣委直屬的黨史辦。

黨史辦主要是研究地方黨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承擔縣地方史料的發掘、征集、整理、甄別、編纂等工作。我們北江縣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黨支部,這在川東北地區算是比較早的。尤其是一九三二年底,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后,從大別山撤出,輾轉來到我們這一帶創建了聲勢浩大的川陜革命根據地,僅次于中央蘇區,是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北江縣是核心區之一,據粗略統計,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里,全縣有三千多人參加紅軍,后來大多數人都犧牲,或者失蹤、失散,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簡直太多了。

北江是個山區小縣,戰爭年代,人口只有三萬多人,也就是說,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參軍,有不少竟然是闔家參軍。我母親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幾戶這樣的人家,全家一個不剩,全跟上紅軍走了。

我們北江縣由于地方狹小,且盤踞于四面大山中,人員流動不大,血緣相近,村村寨寨之間,家族、親戚關系盤根錯節,這一家與那一家,七拐八繞,曲曲折折的,總能攀上一點族親或外戚關系,所以在我們這里,幾乎家家都有三親六戚、七姑八姨。當然,有很多所謂的親戚,你并不認識,從無來往,甚至從未聽說過。如果不是從事黨史研究方面的工作,我也不會在這里談這個話題。

史料記載,紅四方面軍從大別山撤出來時,隊伍里約有三十名女紅軍戰士,一九三五年春西渡嘉陵江離開川陜蘇區長征時,總共帶走了約三千名女兵。

這其中,有二百多人是我們北江籍。

我在這里講四個人的故事。

龐壯英

我母親說,她娘家那個村——老虎嘴,就有個女的,大名叫龐壯英,在當時挺有名的,若論起來,龐壯英還是我母親的一個遠房表姐,比母親大八九歲的樣子,我應該喊她姨。

龐壯英就是那二百多名女兵中的一員,同時她還把男人、兒子也一塊兒帶走了。她一家三口走后,再也沒有回來過,而且當地人也沒有得到她一家的任何消息,哪怕是一星半點。有時偶爾想起她來,我母親便嘮叨兩句,說,也不知龐壯英咋樣了?是不是在北京城里享清福呢?

龐壯英長得人高馬大,粗粗壯壯,人稱大洋馬。我們當地女人大都偏瘦小,龐壯英算是個例外,所以記得她的人挺多。

老虎嘴就在江邊,因村頭有一座山,山口形似老虎張開的嘴巴而得名。這地方過往的船只多,來往的客商多,久而久之,便繁華起來。然而所謂的繁華并沒有讓老虎嘴人過上好日子,反而因為交通便利,使當地不少青壯年男子染上吸鴉片煙的毒癮,給弄得傾家蕩產。

龐壯英的男人皮國定就是個有名的大煙鬼。

皮國定長得又黑又矮,父母早就死了,按說像他這樣的男人,是很難討到老婆的,因為他是個殺豬匠,有一門混飯吃的手藝,家里還算殷實,所以娶到了龐壯英這樣能干的老婆,生下了兒子皮小栓。原本一個蠻不錯的小家庭,卻因為皮國定吸食鴉片煙,走上了不歸路。

隨著皮國定毒癮日增,人瘦得像麻稈一樣,一陣風能吹跑。他索性也不去殺豬了,也干不動了,僅剩下一件事——變著法兒變賣家產買煙土,兩畝薄田被他偷著賣了,家里但凡值點錢的東西,都被他賣了,只剩下兩間石頭房子搬不走。如果不是因為老婆龐壯英身高力壯,打不過她,他真想把她捆上賣給別人。縣城里有個戒煙局,聽說那里賣戒煙丸,挺管用,龐壯英特意翻山越嶺趕五十多里山路,買回了戒煙丸。然而皮國定服下之后,絲毫不頂用。

毒癮是扛不住的,皮國定居然打起了兒子的主意。兒子皮小栓十歲了,長得虎頭虎腦,蠻可愛的。皮國定和一個外地客商密議,一番討價還價后,把皮小栓作價一公斤煙土,并且約好黃昏來臨時,在江邊老碼頭一手交人,一手交貨。那天龐壯英不在家,皮國定用兩顆糖豆哄兒子跟他到江邊玩弄,時間一到,拽上兒子進入客商的小船。

千鈞一發之際,龐壯英趕來了!她冒死跳上小船,一把搶過兒子,抱起來跳到岸邊。經此一劫,龐壯英殺死皮國定的心都有了。

龐壯英沒有別的辦法,她只能把男人捆起來,綁在石頭房子里面,扔給他一點吃的,再放上一盆水,帶兒子回了娘家。以前也用過這個辦法,只是她忍受不了皮國定的哀號和哭求,兩三天之后,心一軟,又把他放了。這一回,龐壯英是鐵定了心——戒不了大煙,干脆餓死他算了!為了防止他的哀號引來看熱鬧的人,龐壯英用破被褥把小窗戶和門縫堵得嚴嚴實實,不把耳朵貼到門上,外人聽不到里面的哭號。其實這個時候,瘦得要死的皮國定已經沒有多大力氣哭叫了。

七天之后,龐壯英回家,打算為男人收尸。如果男人真的死了,她會背上謀殺親夫的罪名,遭人指責,皮國定的族人若去報官,官府肯定會治她的罪。她一路盤算著,既希望男人已死,又希望他還有一口氣,她把他救活,他的鴉片煙癮也因此而戒掉了,一家三口重新過以前那樣的小日子。

快到老虎嘴,她看到很多村人背著大包小包、拖兒帶女往外逃,一打聽,原來是官府說的“紅匪”隊伍打殺過來了。熟悉她的人喊她一塊兒逃。她牙一咬心一橫——家里沒一樣值錢的東西,男人還不知死活,怕個啥子喲!自己若是被匪兵搶了去——給誰當老婆,也比給個大煙鬼當老婆強!

她壯起膽子,朝村子里走去。目力所及,果然看到很多扛槍的人,穿著雜七雜八的衣服,操著聽不大懂的山外口音。令她感到意外的是,這些兵并不放槍殺人,也不搶東西,見了她,還有人沖她笑。她還看到,有些兵在照顧那些沒來得及跑掉的老人和孩子。她更加不怕了,快步走進自家破爛的小院。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她看到了自己的男人——該殺的東西,居然還活著。已被人從石頭房子里拖了出來,此刻正躺在泥地上曬太陽,好像吃飽喝足了,見了她,脖子一扭,根本不搭理她。

她上前問他,你個龜兒子,還吸不吸?

他脖子又是一梗,白眼一翻,說,老子活一天吸一天,你個鬼婆娘,有種一刀捅了老子。

她氣急敗壞,打心眼兒里恨那些兵救活這個本就該死的男人,突然猛撲上前,使勁揪男人的耳朵,扇他的耳光。男人殺豬一般號叫,引來了幾個兵,把她給拖開了。她向他們哭訴男人的惡行,說,你們既然救活他,他就是你們的人,得把他帶走,這個家容不下他,他不死,我和兒子就得死!

兵們大概聽懂了她的意思,安慰她一番,放下一小袋雜糧,就離開了。沒過幾天,男人毒癮發作,趁她不留意,又把那袋子糧食拿去換了一撮煙土,一股腦兒全吸進去了。

半月后,這一帶都成了紅軍的天下。紅軍在花溪鎮開辦了戒煙所,免費收治周邊的大煙鬼。龐壯英聽說有這樣的好事,當即把皮國定捆上,不顧他的叫罵,也不管眾人的嘲笑,把他扛到了三十里外的戒煙所,往地上一丟,對紅軍的人說,你們不是要“擴紅”嗎?治好了,你們把他帶走,他殺豬是把好手,殺起人來也不會含糊;若是治不好,就把他丟嘉陵江里喂魚吧,反正他回去也是個死!

龐壯英頭也不回地走了。

約摸過了一個月,皮國定竟然晃晃悠悠地回來了,把個龐壯英嚇一跳。看上去他胖了許多,臉上有了血色,腳底下有根了。她仿佛不認識似的望著他,他臉紅了,小聲說,戒了,這回真戒了。

以前沒聽說過有誰真的戒掉大煙,如果男人真能戒,那紅軍就是她一家的救命菩薩。然而龐壯英還是有點不敢相信,擔心他回家來,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塊兒,說不定還會吸上,便說,你咋不留下呢?

皮國定說,留下免不了打仗,我怕死嘛。

龐壯英說,你哪像個男人?咋不睜眼看看人家紅軍,人家為啥子不怕死?

皮國定低下頭,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樣,拿起破掃帚掃院子。

龐壯英一把奪過掃帚,推他一把,說,你趕緊給我回去,家里沒你的飯。

皮國定像個草雞一樣蹲在地上,雙手抱住腦袋,不吭聲。龐壯英不依不饒,非要把他趕回去不可。逼急了,他咕噥道,人家紅軍隊伍上還有女兵呢,和你年紀差不多,你咋不去?

這話還真讓龐壯英呆愣了好一陣。前些日子,有人來老虎嘴“擴紅”,敲鑼打鼓的,聲勢鬧得很大,有幾個后生跟著去了,但沒有一個女的愿意去。來的人里面,就有個女兵,自我介紹說,她叫廖福青,老家在大別山,家鄉比這一帶還窮。廖福青上門來動員龐壯英,口口聲聲叫她大姐,夸她身板好,大腳板,是塊當兵的好材料,希望她帶個頭。龐壯英從沒想過這事,搖搖頭拒絕了。廖福青不甘心,繼續給她講革命道理。她說,我走了,我兒子咋辦呢?他才十歲多點。廖福青說,我們紅軍要在這里創建根據地,一時半會兒不會走,過幾年,等你兒子長大了長高了,也可以參加紅軍呀,我們隊伍上就有不少小兵呢。龐壯英最后說,我男人要是……死了,我就跟你們走。

此刻,男人不但沒死,而且健康地回來了。不過,讓男人這么一激,龐壯英倒是真像個男子漢那樣,胸脯一挺說,你怕死,老娘不怕!你不去,老娘去!

龐壯英就這樣參加了紅軍。

龐壯英被分配到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婦女工兵營,她身體棒,干活一個頂仨,不惜力氣,不多時就有了大洋馬的綽號,當上了班長,很多人都知道她。她的兒子皮小栓也參加了兒童團,扛著紅纓槍站崗放哨,盤查路條。工兵營就住在離老虎嘴不遠的古鎮,母子倆經常見面。皮國定在村里晃蕩了一陣,要吃沒吃,要喝沒喝,撐不住,終于開了竅,最后也積極要求參軍。

皮國定雖然戒毒成功,但是落下了雙手震顫的毛病,無法瞄準,打不了槍。紅軍便把他分派到一個連隊當炊事員,可以發揮他殺豬宰牛的特長。

又過了一年,皮小栓個頭長高了,身體壯實了,龐壯英便向上級提出,讓兒子也參軍。因為小栓只有十一歲多,年齡太小,沒人要。龐壯英急了,到處揚言,你們不要小栓,我就退伍,帶兒子回家種地去。最后總供給部的首長出面協調,小栓才得以如愿,到三十軍下邊的一個團當勤務員。

龐壯英一家三口全都當紅軍,在當時曾經轟動了一陣子。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賴正民同志官復原職,回到國務院某部擔任部長。賴正民原是紅四方面軍的團政委,當年在我們這一帶戰斗過,重要的是,他夫人名叫廖福青,是龐壯英的革命引路人和入黨介紹人。我到黨史辦工作后,曾致函賴、廖兩位革命前輩,想通過他們打探龐壯英一家人的消息,很快得到回音。

我立刻買票趕赴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也顧不上休息,打聽著摸到某部大院門口,遞上介紹信。不一會兒,出來一位同志,說是賴部長的秘書,很熱情,問明情況后,派了一輛小車,直接把我送去賴部長家。

廖福青大姐剛從河南信陽的五七干校回來,看上去身體很虛弱。聽說我來了解龐壯英的情況,她沉默了許久,然后緩緩講起她所知道的龐壯英。

長征開始后,龐壯英擔任工兵營二連的排長,廖福青擔任二連指導員。工兵營的任務主要是配屬各兵站運輸糧食、物資,或者到總醫院駐地抬運傷病員。每一次龐壯英都是搶著干重活累活,她所在的排是二連的主力,經常受表彰。別人勸她注意休息,別累壞了。她自嘲說,不存在,我是大洋馬,我不出力誰出力?

長征途中,部隊先后兩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過茫茫水草地,歷盡爬雪山過草地的艱難困苦,工兵營有不少女同志犧牲了,龐壯英依靠身板好,頑強地挺了過來,她排里的女兵王新平小時候纏過腳,走路搖搖擺擺,很不利索,途中都是龐壯英攙著她走,或者干脆背上她走。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因為總是行軍打仗,部隊分散,龐壯英沒見過丈夫和兒子,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們見上一面,尤其是兒子,她時時惦記。一天,有個熟悉的老鄉給她帶信,說是老皮進步了,當上了伙夫班的班長。她很高興,休息時間特意跑到野地里逮到一只野兔,剝了皮煮成肉湯,請全排同志喝。不久,又有人告訴她,說她兒子小栓又長高了,跟大人一樣了,請她放心。她高興得眼淚都下來了,找張紙片,歪歪扭扭寫了幾句話,請人家捎給兒子,要他注意安全,注意身體,聽首長的話,完成好任務之類。

后來這張紙片轉來轉去,最后到了廖福青的手里。廖福青心情沉重,好幾次都想把字條還給龐壯英,或者撕碎丟掉,最終還是沒舍得,掖在了自己身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紅軍攻打岷縣縣城。皮國定往前沿陣地送飯時,被一顆流彈擊中犧牲。消息傳來,廖福青和連長商量,決定把這個消息告訴龐壯英。龐壯英聽聞后,眼圈紅了紅,硬是沒落淚。廖福青陪著她,過了好久,她才嘆口氣,開口道,隊伍要是不來,皮國定早就死了,是紅軍救活的他,他這條命獻給紅軍,值了。

又說,只要他不記恨我就好……

紅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出征之時,隊伍里有一千七八百名女兵。西路軍失敗后,這些女兵部分犧牲或失蹤、失散,大部成為馬家軍的俘虜。

幸運的是,廖福青和龐壯英、王新平三人既沒犧牲,也沒有成為俘虜,她們換上男人的服裝,用刺刀割去頭發,趁亂逃了出來。

如果不是由于龐壯英身高力大,一路照顧,廖福青和王新平也許很難逃出來。三人一邊乞討一邊趕路,沿著祁連山北麓的戈壁灘,一路向東走。她們的目標是,迎著早晨的太陽,向東,過黃河,到陜北。

一路上,敵人盤查很嚴,三人在一起目標大,廖福青提出,分開行動。需要一人打前站,龐壯英自告奮勇先走一步。一天,當她向一個牧羊的漢子問路時,那漢子一聽口音不對,便吹響了口哨,喚出兩條護羊犬,朝她猛撲過來……

西北這一帶由于馬家軍的宣傳,老百姓都視紅軍為洪水猛獸,所以見了外地口音的人,就會痛下殺手。龐壯英手無寸鐵,加之連日饑餓,人已經沒多少力氣了。等到廖福青、王新平趕上來時,發現龐壯英被咬得渾身是傷,血肉模糊,一截腸子也被惡狗扯了出來,人已昏迷過去。

二人趕緊把龐壯英抬到附近的一個破窯洞里,替她包扎傷口。龐壯英醒過來后,說她很餓、很渴,催促二人出去給她搞點吃的,再弄點水來喝。兩人只好出去找吃的喝的,等到返回時,卻發現龐壯英已經把隨身所藏的一塊大煙土吞了下去!而這塊煙土是突圍之前,連里發給她當作路費使用的。

此時,廖福青看到,龐壯英臉色發青,口吐白沫,渾身搐動不止,呼吸困難,這正是毒性發作的征兆。廖福青和王新平趕緊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煙土吐出來。龐壯英卻把牙齒咬得緊緊的,撬都撬不開。廖福青把她攬在懷里,哭著說,大姐,你不該這樣作踐自己呀。

許久,龐壯英才斷斷續續吐出幾句話,說,我這樣子,好不了啦,活不成啦,你們別受我拖累,趕緊朝東走。停了停,又說,廖指導員,以后見到我兒子,就說他媽媽革命到底了……他叫丁小栓,在三十軍八十九師當勤務員……

廖福青差一點把那張紙片掏出來——其實早在一年之前,丁小栓就犧牲了,連里的人幾乎都知道,就是沒敢把噩耗告訴龐壯英。此刻,廖福青想告訴龐壯英真相,但到最后還是忍住了,她流著眼淚沖龐壯英頻頻點頭,請她放心,日后一定照顧好小栓。

天黑之后,廖福青和王新平在附近挖了個土坑,草草掩埋了龐壯英,廖福青還把那張紙片放在了她遺體的胸口上。

龐壯英至死都不知道兒子已犧牲了。

回到縣里,我向黨史辦領導匯報了龐壯英一家三口的情況。黨史辦聯合民政局,上報縣委同意,在烈士陵園為龐壯英、皮國定、皮小栓三位烈士立碑。墓中沒有什么遺骨或者遺物,只是一座空墳。

他們一家人活著時沒能團聚,犧牲四十多年之后,終于在故鄉團聚了。

蘇三妹

天蒼壩的蘇家,在北江算是頗為有名的大戶人家,蘇家有二百多畝良田,還開著油坊和山貨鋪,蘇家大宅有二十多間瓦房,前后兩進的院落,很是氣派。主人蘇炳龍是個開明紳士,在當地口碑蠻不錯。

那時在我們北江,看男人有沒有本事,不光看他的財產,還要看他有幾個婆娘,按說像他這樣的財主,有個三妻四妾,再正常不過。蘇炳龍卻只有一個老婆。而且老婆三年前去世之后,他也沒有再娶。

蘇家有四個孩子,兩兒兩女。多少年之后,人們都忘記了其他三個,只記住了老三蘇三妹。

蘇三妹大名蘇見貞,據說她性格像男娃兒,調皮,小時候父母逼她纏腳,她鬧著要跳江。長大一點之后,上樹摘果,下河摸魚,風風火火,搞得老人們直搖頭。后來就有了“假小子”的綽號,沒人叫她的大名,都叫她三妹,或者蘇三妹。

她上面的兩個哥哥蘇見光、蘇見亮,卻像女娃一樣靦腆。

早就風傳“紅匪”要來北江,一時人心惶惶。有錢人家更是坐臥不寧,因為他們要“打土豪,分田地”。蘇家平時養著五個家丁看家護院,主要是防小股土匪。面對大股“紅匪”,只有等死的份兒。蘇炳龍合計再三,決定解散家丁,收拾金銀細軟,帶上地契票據,攜全家逃命。

可是他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卻死活不愿走,說一個老婆子,黃土埋到脖頸根了,怕啥子喲!“紅匪”來了,還能怎么樣她?誰家沒有個老人?再狠心的人,也不能對老人下狠手吧?

無論怎么勸說,老太太就是不挪窩兒。也不讓全家人走,說外面兵荒馬亂的,不太平。

五天后,一支紅軍隊伍開進了天蒼壩。

蘇三妹把朱漆大門大大地敞開,請扛槍的人進來,喜歡啥就拿啥。她看到這支隊伍與傳說中的不一樣,他們既不罵人,也不打人,更不欺負婦女。從家中拿東西,還要登記造冊,有人監督,兵們的口袋也都是癟的。

當晚,她的家變成了團部。

蘇炳龍是個開明紳士,財產交了,地契燒了,田產商鋪全都分給了窮戶,被選為天蒼壩蘇維埃的主席。兩個兒子經過動員,參加了紅軍,經過簡單訓練之后,編入作戰部隊。蘇三妹當然不甘落后,成了天蒼壩出來的第一個女兵,入伍時十三歲多一點。在她的帶動下,兩個嫂子進入紅軍被服工廠,也算是參了軍。

兩年之后,大部隊撤離川陜根據地。這是一次搬家式的撤出,能帶上的人,能帶上的東西,盡量都要帶上。

蘇家幾個孩子全參軍了。蘇炳龍可以留下,他奔六十了,年紀大,況且家中還有七十多的老母親。小女兒蘇見梅只有九歲,也需要人照顧。

老太太卻不希望兒子留下。蘇炳龍這兩年在當地很有名望,都知道他為紅軍出力,得罪了不少財主,共產黨一走,國民黨回來,還能有他好果子吃?他們會剝了他的皮。

還有最小的丫頭蘇見梅,老太太也不想留,怕自己沒了孩子沒人照顧。

老太太只想留下三妹。

蘇三妹前些日子運輸糧草時,不慎摔傷了右腿,在家療傷。如果她想留下,可以給上級打報告。

奶奶規勸三妹,人活一世,馬跑萬里,哪兒都不如家好!娃兒,留下跟我做伴吧。

但是,蘇三妹還是決定跟隊伍走,因為她是一名紅軍戰士。同時她還私下認為,走是暫時的,也許用不了多久,紅軍還會回來。那當口,很多川籍紅軍都是這么認為的。

走前,她對奶奶說,等革命勝利了,我們都會回來的,你可要等著我們啊!

蘇三妹就是沒想到,這一去,離家越來越遠,腳下的路,似乎永遠沒有盡頭。

蘇家七口人,踏上了長征路。

腿傷未愈的蘇三妹和父親、妹妹一起,編入了被服廠,跟兩個嫂子在一起,這樣便于互相照顧。大部隊渡過嘉陵江之后,向川西進發,路上的艱苦程度,一日甚于一日,大嫂盧慧萍、二嫂許美芹相繼感染了瘧疾,俗稱打擺子。這個病發病急,病人頭痛欲裂,高燒不退,胡言亂語,吃了東西就吐,渾身無力,行走困難。漫漫行軍途中,缺醫少藥、凍餓交加、擔驚受怕,病人生還的希望不大。據有關資料記載,紅軍長征途中,病死者里面,因瘧疾致死的占相當大比例。結果,兩個嫂子很快就掉了隊,失散了。蘇三妹和父親沒法顧及她們,不可能回頭去尋找,只能咬緊牙關,拖著蘇見梅勉強跟上隊伍。

一天夜里,發生了一次遭遇戰,隊伍緊急突圍。天亮后,蘇三妹發現,父親不見了。后來才有人告訴她,父親在突圍時中彈犧牲了。

這時,她身邊只剩下九歲的小妹蘇見梅。而這時候,見梅也生了病,一直拉肚子,沒有藥,也沒有什么好吃的,幾天工夫,見梅就瘦得皮包骨,需要她背著走,而她的腿傷還沒好利索,她才只有十五歲,加之每天吃不飽,路途坎坷,她似乎也堅持不下去了。

如果掉隊,兩個小姑娘,很難活下來。

見梅除了睡,就是哭,鬧著要回家,找奶奶。蘇三妹哄她說,我幫你找個老奶奶,讓她照顧你。

這天,隊伍行進到一個叫黑山的地方,蘇三妹實在走不動了,蘇見梅也病得快不行了,而部隊第二天就要向茂縣進發。宿營的地方有幾戶人家,其中一家有個老婆婆挺面善,蘇三妹背上妹妹,敲開老婆婆家的柴門,請求老婆婆收養小妹。老婆婆看到小女孩病得很重,不肯收留。妹妹也不想留下,奮力哭鬧。

她跪下給老婆婆磕頭,還是沒有用,老婆婆嘆口氣,閂緊了柴門。

第二天黎明,隊伍出發。蘇三妹把口袋里的一塊干糧嚼碎,喂妹妹吃下,哄她睡著了,把她悄悄背到老婆婆門前,輕輕放下,從口袋里拿出最后一塊干糧,放在地上,然后一瘸一拐地追趕隊伍,不敢回頭。

一九八三年,蘇見貞老人終于打開話匣子,向我談起那段傷心欲絕的往事。她說,我妹妹病成那個樣子,我卻丟下她,我好狠心啊!可我就是不丟下她,她也活不了多久……

我父親的外公外婆就在天蒼壩,也就是說,天蒼壩是我奶奶的娘家。兩家在一個村,想不沾點親帶點故都難,父親和蘇見貞老人是同輩,年齡也差不多。若論起來,我得叫她姑。

當面,我叫她三姑。

父親活著時,我問過他,紅軍來時,你也不小了,為啥沒參軍呢?你要是當了紅軍,沒準我們家現在也在北京、成都呢。

父親告訴我,他那時害眼疾,一只眼睛看不見,就是想當兵,人家也不要。父親又說,你不想想,我那時要是當了兵,十有八九就沒了——沒我,哪有你個龜兒子?

父親說的大抵沒錯。

接著,他拿蘇炳龍一家說事:七口人,只剩下一個蘇三妹。

據我考證,蘇家大兒子蘇見光、二兒子蘇見亮都沒能走完長征,他們離家之后音信全無,真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尸,誰也說不清這兄弟二人到底在哪兒犧牲,葬在何方。還有他們的父親蘇炳龍,能夠確定犧牲于川西地區,但是也不知埋在何處。兩個兒媳婦,以及最小的妹妹蘇見梅,到底當時病死了,還是改名換姓存活了下來,更是一筆永遠的糊涂賬。

我曾經試圖說服民政部門和縣領導,能否給蘇炳龍及其兩個兒子定個烈士身份。終因拿不到足夠的證明材料,無法認定,最后只能作罷。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蘇三妹跟隨大部隊一路行軍征戰,爬雪山,過草地,沒有掉隊。但是,在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時,她突患瘧疾,在生死線上掙扎。一天夜里,她高燒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天亮后被一陣急雨澆醒,睜眼看到,身邊都是尸體,要命的是,隊伍已經不見蹤影。天上有成群的蒼鷹盤旋,有的竟然落下來啄食人尸。

有一只老鷹飄落在她身邊,似要啄食她。她用最后的力氣撲向老鷹,把它壓在身下,幾口咬斷了它的脖子,吸干了它的血。

過了這座雪山,往前走就是甘南的大草灘。掉隊之前,人們都說,過了大草灘,就是哈達鋪,那可是個熱鬧地方,有吃有喝,只要挺到哈達鋪,都能夠活下來。她順著地上的腳印,咬牙挺著一步一挪朝前走,途中幾次昏死過去,居然又都活了過來。不知過了多久,她摸進一個村鎮,想必這就是傳說中的哈達鋪了。

奄奄一息的她,倒在村頭一戶人家的門前。再次醒轉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火炕上。她被這戶好心的人家給救了。將息了兩個多月,身體漸漸復原,舊傷也養好了,她向主人提出,向北追趕隊伍。面相憨厚的主人同意她離開,張羅著雇了一輛馬車,送她北行。她千恩萬謝,甚至于對主人一家有些戀戀不舍。

但是到達岷縣境內時,厄運再一次降臨。

蘇三妹竟然被救命恩人販賣到岷縣姓馬的一戶人家,而要做她“丈夫”的那個人,還是個啞巴,足有四十多歲。

她性子烈,像瘋了一樣,拼命反抗,寧死不從,見人就踢,拿頭撞墻。馬家人只好把她捆綁上。怕她跑掉,一直用鐵鏈子把她拴在屋里,不得出屋門半步。她還是想辦法跑過兩回,又都被追了回來。此后,怕她再跑,馬家人干脆挑斷了她一根腳筋,她成了真正的瘸子,想跑也跑不遠了。

大約過了一年半,她生下一個女兒。

抗戰爆發之后,當地成立了抗日政府,政府得知蘇三妹的處境,不允許馬家人再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蘇三妹強烈要求放她走,她想返回家鄉,她想奶奶了。啞巴男人心眼還算不壞,說通家人,同意放她走,當然不能帶走女兒。馬家人還給了她一點點盤纏。她忍痛丟下女兒,剪短頭發,裝扮成一個男人的樣子,一路乞討,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終于回到故鄉天蒼壩。

曾經人丁興旺的蘇家大宅,此時已成為一片廢墟,房屋全被毀掉,只剩下那兩間破廂房。幸好,她的老祖母還活著。老太太張開臂膀迎接長征掉隊歸來的孫女,自己最疼最親的那個孫女。老太太哭著說,老蘇家,不會都死絕的,我得等一個活人回來,才敢咽氣。

就這樣,蘇家七口人長征,蘇三妹成為唯一的幸存者。她曾經走到了哈達鋪,那里離陜北那么近,仿佛抬腿就能到。可是她最終沒能到達陜北。她永遠到不了陜北啦。

北江縣解放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蘇三妹送走了老祖母。掐指一算,老太太竟然活了將近九十歲,她可能是天蒼壩幾十年來最長壽的老人。

那些年,蘇三妹與祖母相依為命。老太太去世時,她也才不到三十歲。

土改劃定成分時,因為蘇家的宅院毀光了,田地也早就分給了窮人,她家只有一畝半的薄田,所以給她定了個貧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蘇三妹在好心人的撮合下,結了婚,嫁給了鄰村的一位民兵排長,未再能生育。

許多年里,蘇三妹從不對任何人提起她長征途中的遭遇。我們黨史辦陸續搜集到她的一些情況,幾次派人找到她本人,想當面了解核實清楚,然而她卻三緘其口,總是說,忘了,都忘光了。

我以她遠房親戚的名義,以黨史辦副主任的身份,三番五次登門,一口一個三姑地叫,苦口婆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她最終被我打動,這才講起她所經歷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這些。我知道,她不會全都告訴我,她只講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說通黨史辦主任老劉,我們一起找民政局,找縣領導,又多次向上級民政部門反映,強烈要求給蘇見貞老人確定一個老紅軍的身份。頭幾年,因為政策上不允許,沒有辦成。

我們從黨史辦有限的經費里,拿出五百元錢,送給她補貼生活,她堅決不要。她只提了一個要求:當年她生下一個女娃兒,興許現在還活著,能否幫她到甘肅岷縣那一帶找一找。這時候已經是一九八七年,她女兒如果還在世,應該是五十歲的樣子。

我立即給岷縣黨史辦和民政局、公安局寫了信,沒有下文。我不死心,親自跑了一趟,按照她提供的幾條線索找人——姓馬、啞巴、家在岷縣縣城的南面、五十歲左右的女性、小名叫秋花。然而五十年的歲月,實在是太漫長了,我在那邊找了又找,跑遍了岷縣南邊的十幾個鄉村,最終空手而歸。

一九九六年,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之際,在我們黨史辦的大力協調下,蘇見貞老人的情況終于得到民政部門的重視,經過反復調查、甄別,她被確定為紅軍失散人員,成為重點優撫對象。我第一時間跑到天蒼壩,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

縣里改建擴建了榮老院,給蘇見貞分了套一室一廳的房子,她卻不愿搬進來,非要住在那兩間搖搖欲墜的破房子里,說她在這里經常能夢見奶奶、父親、哥哥、妹妹,搬走了,她擔心夢不到他們。我們反復做她的工作,她就是不搬。縣里決定,幫她翻修一下舊房子,等翻修完了,再讓她搬回來。她這才離開破房子。

然而還沒等開工,一天夜里下大雨,舊房子轟然倒塌了。曾經氣派不凡的蘇家大宅,它留在世上的最后的蹤跡,徹底消失了。

就在那天夜里,蘇見貞老人在睡夢中辭世,享年七十七歲。

我們都認為,那一晚,她一定夢見了她的親人們。

羅秀娥

當年凡是見過羅秀娥的人,都說她美極了——高高的個頭,長長的秀發,白凈的鵝蛋臉盤,深潭一樣清澈的眼睛,小巧玲瓏的嘴巴,不大也不小的腳板……在老人們的記憶之中,她簡直就像個天仙一樣。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那時羅秀娥是我們北江縣最美麗的女人。

羅秀娥是羅壩人,羅壩在縣境的最北面。她家里不窮,但也不算富,三間房,四畝地,一頭牛,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個小康之家。紅軍過來后,打土豪打不著她家,分田地也分不著她家的。

紅軍盯上的,恰恰是她這個人。

羅壩不少男青年參軍入伍,也有幾個女娃子進了隊伍。不斷有人上門動員羅秀娥,她漸漸就動了心。可是她的父親羅大才死活不同意,說女娃子當兵,到男人堆里混,怕沒好下場。羅秀娥只要態度一堅決,老羅要么作勢上吊,要么拿把菜刀作抹脖子狀。

因為父親的阻攔,她遲遲參不了軍。

女大不中留,老羅兩口子合計,趕緊給她找個婆家,嫁掉算了,免得惹是生非,招災引禍。可是那年頭,方圓百十里內有點錢的,都被紅軍打了土豪;嫁個窮鬼嘛,老羅實在不甘心——鮮花插牛糞上,哪個當父母的,也不愿意。

老羅只能盼著紅軍早點離開,好讓女兒斷了參軍入伍的念頭。

然而紅軍遲遲不走,老羅心急火燎的。

一九三三年底,蔣介石任命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限三個月將川陜邊區紅軍肅清。劉湘調集四川所有兵力共一百一十個團二十萬人,分為六路進行圍攻。這便是紅四方面軍歷史上有名的反“六路圍攻”戰役。

仗越打越大,傷員下來的多,紅軍醫院里住不下,村蘇維埃的人找到老羅,希望他家接收一個傷員,當然不能白侍候,紅軍按月付給他家五塊大洋。阻撓女兒參軍,老羅已經給鬧得有點灰頭土臉,這回他得表現一下,于是他一拍胸脯說,要啥子錢喲,來我家住半年,我也管得起飯!

當然,錢還是照章收了。

傷員送到羅家,居然是個大官,團長!老羅雖然沒啥子文化,但官銜大小還是能分清楚一些的,團長最起碼不比縣太爺小。

這讓老羅很有面子。

漸漸地,摸清楚了,這位團長姓潘,大名潘之圃,湖北黃安人,放牛娃出身,孔武有力,氣宇軒昂,打仗不要命,當兵沒幾年就干上了團長,戰功累累,此時年僅二十五六歲。

潘團長的傷不太重,左肩胛上中了一槍,右大腿上中了一槍,子彈取出后,紅腫還沒有消退,需要每天上藥、清洗、換紗布。老羅年輕時候跟一位叔叔學習過幾天劁豬,懂一點獸醫,照顧潘團長沒有一點問題。他婆娘羅朱氏和女兒負責做飯,每天不是燉老母雞、熬魚湯,就是蒸臘肉、燒排骨,侍候得潘團長舒舒服服。

潘團長和老羅一家混熟了,經常講他的戰斗故事,講得津津有味,驚險刺激,不僅老羅愛聽,他婆娘羅朱氏和女兒也很快著迷。

一個多月后,潘團長養好傷歸隊去了。臨走,潘團長沖老羅兩口子行軍禮致謝,眼含熱淚,說羅叔羅嬸是他的恩人,永生不會忘。

令老羅意想不到的是,女兒秀娥竟然和他好上了!

秀娥再度提出參軍,跟潘團長走,跟紅軍走。并且誓言:生是潘家的人,死是潘家的鬼;生是紅軍的人,死是紅軍的鬼。

老羅兩口子徹底傻眼。老羅雖然身處深山小地方,但是國家大事還是知曉一點,曉得國民黨厲害,共產黨不行,如果女兒嫁個國民黨的團長,他會歡天喜地的,而嫁個共產黨的團長,他心里是很不踏實的。老羅有這樣的想法絲毫也不奇怪,畢竟那時節共產黨還很弱小,形不成多大的氣候。女兒嫁共產黨,成為“紅屬”,終歸有殺頭的危險。

因此,還想故伎重演。然而這回卻輪到秀娥作勢上吊,或者拿起菜刀作抹脖子狀。羅朱氏抱住女兒哭天抹淚,勸老羅,既如此,不如認下這門親吧,這都是命啊!

老羅嘆口氣,居然落了淚,背過身去,說,娃兒,隨你去吧,各人有各人的命,你不后悔就好。

上級很快批準潘之圃與羅秀娥結婚。羅秀娥同時入伍,到紅軍醫院當了一名護士。

在當時,就有人瞎揣測——潘團長因為看上羅秀娥,才到羅家養傷的。你想想,他堂堂一個團長,紅軍醫院難道還盛不下他嗎?但猜測歸猜測,北江最美麗的女人羅秀娥嫁給英雄團長潘之圃,這個事實是無須考證的。

反“六路圍攻”進行了十個月,雖取得勝利,但是蘇區已面目全非,到處是荒蕪的土地,逃難的人群,人力、物力、財力都損失極大,疾病流行。說到底,沒法待了。紅四方面軍決定向川甘邊境發展,同時策應中央紅軍北上,于一九三五年三月,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

這個時候,羅秀娥臨盆待產。

說實在話,這個孩子來的可真不是時候。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孩子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

紅軍這一次是戰略轉移,也就是放棄這片根據地。這兩年多,他們在川陜邊,與川軍可是結了大仇,他們一走,川軍回來必然報復,凡是與紅軍沾邊的,都會面臨殺頭坐牢的風險。老羅女兒嫁了個紅軍團長,樹大招風,全縣的人都曉得,他們兩口子恐怕早就上了川軍的黑名單。

老羅和秀娥商量,秀娥跟丈夫商量,之后,黨組織希望老羅夫婦放棄家園,跟隨紅軍大轉移。像老羅這種情況的人,有很多,大多數選擇跟上隊伍。

老羅夫婦下決心跟紅軍走,他們隨同各路勤雜人員,跟在突擊部隊后面渡江。可是,秀娥這時候還不能走,因為她即將生產,挺著個大肚子渡江,說生就生,那太危險了,生下孩子卸下包袱之后再走,是最穩妥的。

后來我們曉得,強渡嘉陵江戰役進行了二十四天。仗打到第十八天的時候,羅秀娥生產了,是個男孩,大胖小子,太可愛了。潘之圃插個空從前線跑回來看望母子二人,滿眼的愛意。他給兒子取名潘紅亮,小名叫亮亮。產后的羅秀娥身體虛弱,小聲問丈夫,孩子咋個辦?潘之圃想了想說,一切聽組織的。他停留不過五分鐘,又火速返回前線,就沒和羅秀娥說上幾句話。

兒子出生,本來是件高興的事,但卻愁壞了羅秀娥。部隊轉移,按照慣常的做法,孩子要么送人,要么寄養——找個可靠的人家,留下一筆銀圓,承諾革命勝利了,回來認領,云云。如此骨肉分離,生死兩茫茫,簡直就像剜母親的心,割母親的肉——醫院的同志抱走孩子時,羅秀娥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來。

收留小紅亮的,是個獵戶,住在很高的山上。前去送孩子的人回來沒多久,獵戶夫婦抱著孩子追來了——原來小紅亮啼哭不止,發高燒,臉通紅,嗓子都哭啞了,幾次閉過氣去,獵戶夫婦擔心孩子會死掉,良心難安,便又給送了回來,而且無論怎樣做工作,他們就是不愿意再收留這個小病孩。

無奈,羅秀娥打算緩走幾天,一邊給孩子治療,一邊尋找新的人家。

因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家收留一個小病孩,硬著頭皮帶走吧,前路迢迢,給部隊增加很大麻煩不說,很顯然孩子很難存活下來。猶豫糾結之中,羅秀娥一再拒絕領導讓她立即轉移的安排,她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心只想等孩子病好,以便找戶好人家收留他。

就因為這么一耽擱,她錯過了撤離的時機。

戰役打到二十四天時,該走的都走了,亮亮還在發低燒,羅秀娥決定帶孩子上路。

他們最后一批撤離。不料想因為動作遲緩,在嘉陵江東岸,被川軍鄧錫侯部的一個團兜了屁股。這個團號稱老虎團,很能打,這個團的團長凌耀龍率部冒死穿插,日行百里,成功截獲一批紅軍的老弱病殘。

負責保護這批老弱病殘的一個連被川軍打垮,分配給羅秀娥的兩個戰士陣亡。長征,羅秀娥只邁出了第一步。她往臉上抹一把黑泥巴,扯亂頭發,然后緊緊抱住懷中的嬰兒,祈盼上蒼保佑,讓她和兒子躲過這場災難。然而,還是被抓住了。

母子二人被帶到凌耀龍面前。凌團長原本想訊問出一點情報,然后把她押送軍部邀功。可是一見面,他立馬改變了主意。

他提出一個要求,只要她答應,不僅可以保證她們母子平安,而且給孩子治好病。如果不答應呢,后果很可怕——把紅軍小崽子丟嘉陵江里喂魚。

羅秀娥臉色煞白。她蹲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

是羅秀娥的美貌救了她們母子。

不久,羅秀娥帶兒子住進巴中的一座小洋樓,她成了凌耀龍的女人。準確一點說,她是他的外室,他在成都有正房太太。

她純粹是為了保住兒子的性命——當然也是為潘家保留住這棵弱小的根苗,才忍痛忍辱忍恨委身給那個人的。如果不是這樣,她作為紅軍女戰士, 寧死也不會這么做。

凌耀龍對她和兒子還算不錯,有空就回到巴中小住幾日,一點不嫌棄她曾是紅軍團長的老婆。為安全起見,她改了名字隱居,從不拋頭露面。據我后來考證,紅軍此時已把她列為失蹤人員,在川西征戰的潘之圃團長認為妻子已經犧牲,兒子亮亮也沒了,情緒低落了好一陣子。

如果不是后來爆發了抗日戰爭,羅秀娥和亮亮的命運將會是另一種樣子。日本鬼子占了東北,占了北平,又揮師進攻華北,國家危亡懸于一旦。遠在西南一隅的川軍中的鐵血男兒誓言抗日,老虎團團長凌耀龍寫了份血書呈交給鄧錫侯和劉湘,要求率部出川抗日,愿意慷慨赴死。得到批準后,龍部隨川軍主力遠征三千里,一九三七年底到達河北娘子關,與日軍血戰竟日,凌耀龍團全軍覆滅。

好長一段時間,羅秀娥(雖然改了名字,我還是這樣稱呼她)并不知道男人陣亡的消息。一天,兩個五大三粗的漢子突然闖進她住的小樓,不由分說,把她和孩子趕了出去——后來得知,人是凌耀龍在成都的大老婆派來的,凌活著時,那女人不敢對她怎么樣,凌一死,還客氣啥?大老婆都是這么對付小老婆的。

幸好她平時攢了一點私貨,用那筆錢在城中租了兩間小房子,母子二人過上無人打攪的日子。但是積蓄畢竟有限,坐吃山空,三年后,那點錢花光了,房東往外攆人,她央求人家再寬限幾日,她出去做工掙錢。房東見她姿色頗佳,一點不輸未婚女子,遂提出,給她介紹個有錢的朋友。她不干,房東便吹胡子瞪眼把娘兒倆趕到了大街上。

兩人在大街上流浪,偶遇兩個地痞流氓挑釁欺負。斜刺里沖出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三拳兩腳打趴下那兩個流氓,救了二人。她千恩萬謝。那人說自己是北江人,來巴中辦事,姓劉,名德福,是北江保安大隊的隊長,如果需要,愿意給她提供幫助。

你可能猜出來了,這個場面是那個姓劉的人一手導演的。的確是這樣,房東想把羅秀娥介紹給劉德福,沒有得逞,劉德福垂涎她的美貌,便使用這個手段,試圖達到目的。

走投無路的羅秀娥攜幼子悄悄隨劉德福回到北江縣城。當然,她這回做的,仍然是人家的二房。

據我后來考證,這個時段,八路軍晉冀魯豫部隊某團團長潘之圃,在與妻子羅秀娥失聯八年之后,終于接受了一位女文工團員的愛情。

羅秀娥再次改了名字,她叫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堅決不同意老劉給兒子潘紅亮改名換姓,紅亮只要活著,就得姓潘。

劉德福手下的保安大隊,主要任務是維持地方治安。窮山惡水出刁民,我們大巴山那個地方,歷史上就以土匪多而聞名,各個山頭都有盤踞的“好漢”。紅軍來了后,匪患基本肅清;紅軍一走,土匪又像乞丐身上的虱子一樣,越生越多。十四年抗戰,日本人沒到過這個地方,共產黨也沒來這里發展,保安大隊的對手主要是土匪。劉德福剿匪有功,抗戰勝利那年,擢升副縣長。

劉德福在副縣長的寶座上僅僅坐了三個月,就遭到了土匪的報復,他的仇家實在太多了——一天晚上,他喝了酒,搖搖晃晃到羅秀娥這兒來就寢,掏鑰匙開門時,被人從后面打了黑槍,他當場死亡,跟隨他的兩個護兵一死一傷。

失去靠山之后,羅秀娥特別想找一戶好人家,過正經日子,而不是像當初“嫁”給凌耀龍和劉德福那樣,是極其無奈之下的選擇。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亮亮拉扯成人,將來把孩子交給他的親生父親潘之圃。亮亮這時候已經十歲多一點了,雖然吃穿不愁,但因為整天跟著母親擔驚受怕,惶惶不安,發育不良,身不高體不壯,很瘦弱的樣子,而且不愛說話,夜里老是突然驚醒,一身冷汗。

一九五〇年春天,羅秀娥因為數次改名換姓,她的真實身份已經無人知曉,加之她樂善好施,和寨子里的人相處很好,大家對她很友好,還把她介紹給牛頭寨最老實憨厚的佃戶秦萬里。

就這樣,羅秀娥最終成為農民秦萬里的妻子,她這時的名字叫余秀珍。

當然,潘紅亮絕對不能改名換姓。

大約一九五六年春天,一輛吉普車沿著險峻的盤山土路,開到牛頭寨外面停下來,車上下來一位干部模樣的中年人,朝秦萬里家走去。許多年之后,我們黨史辦才搞清楚,這個人是潘之圃。

一九五五年授軍銜時,在華東某省擔任省軍區副司令的潘之圃被授予少將軍銜,羅秀娥不知從哪里得到這個消息,給他寫了一封信。次年,潘之圃借來成都開會的機會,轉道北江,來到秦萬里家。據傳羅秀娥沒有讓他進屋,隔著門縫和他說話,告訴他,她把他的兒子養活養大了,為了亮亮,她盡了全部所能,希望他把兒子帶走。

另外他們還說了些什么,無人知曉。

不久,潘紅亮果真去了華東某省的省城。但是僅過了半年多,紅亮又回來了。紅亮這時候已經二十一歲,卻一點不像他的親生父親,他膽小怕事,生性懦弱。據說他在父親的新家住著不習慣,父親和后媽又生了三個孩子,兩兒一女。他和他們不合群。

潘之圃后來再也沒有到過牛頭寨。紅亮好像也沒有再去見他的親生父親,他一直住在寨子里,娶妻生子,為兩位老人養老送終。

一九七三年前后,縣里為我們黨史辦配了一輛212北京吉普,司機是個年輕小伙,姓胡。小胡和我們混熟后,告訴我們,他的舅媽就是一位失散的老紅軍。當時武斗雖然不搞了,但是工作還遠遠沒有走上正軌,加上我們這里到處都是失散的老紅軍,所以他的話沒人當回事。

直到有一天小胡告訴我,他舅媽原來的名字叫羅秀娥,年輕時嫁給過紅軍的一個團長,后來失去聯系,最后才嫁給他的舅舅秦萬里。我不由得一愣。小胡又說,他舅一個老光棍,又窮又丑,能討到那么漂亮的婆娘,一輩子感激政府呢。

我心里記掛這件事,想找個時間去牛頭寨看看。可是一忙再忙,單位天天組織政治學習、開批判會之類,忙起來就把這事往腦后丟。秋末,終于爭取到一天時間,車也要好了,可是偏又趕上大雨,到牛頭寨的路本來極難走,遇雨山區塌方很可怕,只好作罷。

好像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份,我突然想起這件事來。小胡告訴我說,他舅媽已于春天去世,舅舅上個月也走了。

我有些發蒙。隨后,我們還是趕去了,爬了一個很高的坡,來到秦萬里夫婦的墳頭前,擺上三個蘋果,鞠了三個躬。

我記得墳前立了一塊粗石碑,上面刻著“父秦萬里? 母余秀珍之墓? 兒潘紅亮立”等字樣。

一九七七年之后,我們黨史辦多方搜集羅秀娥一家人的有關情況,為此我多次到羅壩等地走訪,還給住在北京的潘之圃將軍寫過好幾封信。據我考證,當年跟隨紅軍長征的羅秀娥的父母,很可能犧牲于川西地區,具體情況不詳,當然也無法確定他們的埋身之處。長征途中犧牲的人太多了,在我們北江,不少村寨幾乎家家有烈士,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留下姓名,沒辦法在烈士陵園為他們單獨立碑,只能歸類到無名英雄碑下。

我常常想,如果羅秀娥能夠多活二十年,我們完全可以為她恢復真名實姓,并且賦予她一個失散老紅軍的莊嚴身份。

何四姑

山路崎嶇,吉普車顛簸著前行,人坐在車里,像坐在風浪中的小船上,一不留神,似乎能把人拋到車外,然后滾下懸崖,粉身碎骨。車子到不了何家沖,只能在經過天通鄉之后,再前行十里,停在山口路邊一處半個籃球場大小的曬谷坪上,然后沿著僅能容兩人行走的坑洼石階,步行三里多地,走到何家沖的村頭。

天通鄉是我們北江最南邊的一個鄉,也是最偏僻的鄉鎮,因為太偏僻了,路太難走了,人口也不多,據考證紅軍建立川陜根據地時,沒有到這邊來發展。說句實在話,這里啥也沒有,不值得來。

紅軍沒來過這里,不等于這里沒有故事。

這時候是一九七九年,我們黨史辦的各項工作終于走向了正軌。這一回,我們到何家沖找一位老人了解情況,甄別落實一件重要的歷史問題。

老人是位七十一歲的女性,獨居,一生未嫁,無兒無女。她名叫何彩姑,排行老四,人稱何四姑。

她沒有當過紅軍,與長征更是扯不上關系,家里也沒有什么人參加紅軍,但我還是愿意講講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要早于前面那三位。

何家沖有個農民,姓何,三年前就跑到鄉革委會反映,說他幺姑,五十年前和彭家沖一個名叫彭金貴的人訂了婚,后來據說彭金貴參加了革命,跑去廣州報考黃埔軍校,一去不回,再無音信。估計人早死了,但是姑媽就是不相信,一直等著他歸來,終生未嫁人。能不能請上級領導給查一查,這個人到底還在不在?好讓姑媽斷了念頭。

這個事情乍一聽,確實讓人眼前一亮。但在當時,對于領導干部來說,亂糟糟的社會情況下,解決群眾吃飯問題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這個事情就壓在了那里,沒有上報。當然,消息極度閉塞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說出來外面的人可能不信,一九七七年鄉里才接通電話,以前縣里有事,都是派通信員送信,或者從縣郵局往鄉郵政局發電報。該鄉下轄的二十幾個自然村寨之間,彼此基本都不通公路。那時候可不像現在,哪怕明星們的屁大點事,不出五分鐘,就可以讓全世界都知道。

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一個會議上碰到該鄉的書記曹德旺,他突然想起什么來,一把拉住我,把這個情況講了講,說,你們黨史辦,不就是負責找人的嘛,尤其找死人,你們更拿手嘛!

他又說,那個何四姑,要論起來,我們兩家還有點親戚關系呢!我爸應該叫何四姑堂表姐,我應該叫她堂姑。反正是七拐八拐的親戚,于公于私,這個忙你們黨史辦都得幫。

他這么一說,我還真不好推辭,盡管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黨史辦忙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積壓了十多年的工作,無數需要搜集、調查、甄別的人和事,似乎要在一夕之間完成。我抽空翻遍了全縣的烈士名冊,甚至把本地區的都翻了翻,沒有找到他們說的那個彭金貴。

我便把這事放下了。

大約過了一年,有一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中年人來到黨史辦,點名找我,說是曹書記讓他來的。我當時正忙,從資料堆里抬起頭,有些不耐煩地說,么事?你快些說。他說起他姑媽的事。我這才又想起那件事來。

我直截了當地說,戰爭年代,咱們這兒失蹤、失散的人太多了,我們很難找到那個姓彭的,請你姑媽不要再想這個事,好好地安度晚年吧!

他有點急,說,姑媽身體不好,說不行就不行,能不能在她沒之前,給她一句準話?你們專家不管說啥子,她都會相信的。

我說,總不能讓我們說假話吧?一點線索沒有,你讓我們咋說?是說姓彭的死了?還是說他沒死,還活著,在北京當大官?

他想了想,說,你們就咬定說他早死了,好讓姑媽死了那條心。

我搖搖頭,告訴他,讓我們搞黨史研究的人說假話,那是不可以的,一切都得以事實為準繩,以歷史為依據,不能憑空捏造。

他非常的失望,眼圈竟然紅了,豎起粗糙的大巴掌抹了兩下眼角。

看他那樣子,我又有些不落忍,說,你姑媽還能提供詳細一點的線索嗎?如果有,我負責繼續往下查。

他慌忙說,有,有。

他掀起破舊不堪打補丁的上衣襟,從內衣大口袋里摸索出一個油紙包,哆哆嗦嗦遞給我。我注意到,他的內衣更加破舊,有不少的洞洞。

他嘮叨說,這是他姑媽的“寶貝”,幾十年來,任誰也不讓碰,每天睡覺,她都枕著它,因為他要來縣城找專家,幫她打聽那個人,好說歹說,她才同意他帶上它,若不是她身體不好下不了山,她會跟來的。

我當著他的面打開油紙包。一股陳年的氣息嗆得他咳嗽起來。我對這種氣味不陌生,因為我經常會遇到類似的文物,這種氣息有時會讓我感到興奮和沖動。

有三樣東西擺在了我面前,一本《新青年》,一本《共產主義ABC》,扉頁上有字跡模糊的簽名。還有一張小小的發黃的照片,顯然是那個人的。

這三樣東西頓時讓我肅然起敬!

那兩本早已發黃變脆的小冊子,是我黨成立前后印刷面世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年代久遠的革命文物,很多早期的革命者,大都讀過它,受它影響,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眼下我們整個地區,恐怕也找不到幾本。

那張照片,似乎我在哪里看到過,總感覺有點面熟。

第一個直覺告訴我,這個人不簡單。第二個直覺告訴我,他肯定早就不在人世了,否則以他的經歷,肯定是卓有影響的大人物,那個終生未嫁的老太太,還有老太太身邊的人,甚至包括我們這些人,何愁找不到他?

那個時刻我的表情急劇變化著。姓何的中年人緊張地瞅著我問,領導,這些東西有用嗎?

我激動地說,有用,有用!

我趕緊叫來負責搞攝影的小范,囑咐他不要怕浪費膠卷,把這三樣東西都拍一下,必須拍好,留作資料。又忙不迭地去找劉主任匯報。劉主任指示,那兩本珍貴的小冊子想辦法留存,不能再讓他帶回去,一旦損壞就可惜了;那張照片,可以讓他帶走。

姓何的中年人一開始堅決要求把東西都帶走,說如果不帶回去,他怕姑媽受不了。我哄他說,留下兩本書,還不是為了盡快找到那個人。并且滿口答應,一定想辦法找到彭前輩的下落。這還不算,又當著他的面把兩樣東西鎖進保險柜,給他開了一張史料留存證明,蓋上公章大印,這才把他打發走。

接下來,我把相當大的精力放到找人上。劉主任為我鼓勁說,看在那兩件革命文物的份上,你也得找到彭前輩的下落。

解鈴還須系鈴人。我給天通鄉曹德旺書記打電話,請他即刻安排鄉醫院的醫生到何家沖給何四姑看看病,防止老人一口氣上不來,往下就沒法進行了。第二天,曹書記打來電話說,派醫生過去看了,老太太精神頭還不錯,說不找到她的未婚夫,她是不會咽氣的,讓我放心。

未婚夫——這可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聽罷,我心里酸酸的。

過了幾天,我去天通鄉。曹書記提前派人把何四姑接到鄉政府,接受我的調查訪問。我認為不妥,讓老人上山下山的,何不讓我上去?曹書記說,是老太太要求的,不讓你多跑路。何家沖的路,難走啊!

何家沖和彭家沖是兩個相距不遠的山寨,何四姑家和彭金貴家還都是小康之家,也算門當戶對。兩家老人素有來往,但是孩子們來往不多,那年月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何四姑和彭金貴見面的機會很少。長到十五歲,她記得只見過他三四次。他比她大三歲。

彭金貴從小喜歡讀書,一九二二年考入成都的洋學堂。就是在那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激進的青年。第二年放寒假,他從成都回來,父親發現他腦瓜子不對勁,尤其他一激動說漏了嘴——他可能要跟同學一起,到革命的大本營廣州去,聽說孫中山先生要開辦黃埔軍校,他想去報考,將來用槍桿子打天下。

他父親當即決定給他訂下一門親,以便拴住他的心,留住他的人。彭家瞄上了何家四女兒。他卻不干,在父親威逼之下,他被迫和何四姑見了一回面。十五歲的何四姑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面對嬌羞的她,他猶豫了。

他問她,如果我們定了親,我去南方,你愿意嗎?

她說,你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以后想著回來就好。

他說,如果我們不定親,父親會阻撓我外出。

她說,那你看著辦吧。

他們順利地定了親。兩家老人打算春節就把喜事辦了,他不同意,說放暑假再回來辦吧。

臨去成都之前,他們又見了一面,她知道,他很快就會去南方,便把自己積攢的私房錢一分不剩地拿出來,都送給他。他很感動,送給她兩本書和一張照片做留念。

她說,她會一直等著他。

半年之后,她收到一封他從廣州寄來的書信,囑咐她先不要告訴他家里人。

從此,再無音信。那封書信后來也不慎丟失了。

戰亂年代,兩個家庭迅速敗落。歲月漫長,成員死的死、走的走,只有她,一直好好地活著。她三十歲時,家人勸她不要等了,她不干。四十歲時,再勸,她還是不干。逼急了,就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給我拿來!

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大軍進入巴中市,她趕了兩天的山路,到了城里,拿出他的照片,遇見解放軍就上前打聽,誰見過彭金貴?誰認識彭金貴?誰聽說過彭金貴?

所有的人都搖頭。

回來后,人們都以為她不會再苦等了,勸她趁年輕趕緊嫁了吧,不然真要老到家里了。

她還是不干。她相信,終有一天,他會回來的。

五十多年來,她在心里,一直守候著杳無音信的未婚夫。

以上便是何四姑講給我聽的。她只能提供這么多線索。

我梳理了一下,決定先從黃埔軍校入手。彭金貴一九二四年去廣州,顯然去報考了黃埔。那個年月,黃埔對進步青年的吸引力太大了,遠非如今的北大、清華可比。

然而我查遍了黃埔軍校一、二、三、四期的名錄,根本沒有這個彭金貴。我懷疑名單不全,又沒辦法找到更全的。這個線索查不下去了。

我們劉主任是個“老黨史”,比我經驗多,啟發我說,你想想,人家會不會改名?

一句話讓我醍醐灌頂!

彭金貴這名字,一聽像個土財主,堅定的革命者一般會改名的,那個年代改名很容易,又沒有身份證,不需要公安部門注冊批準,自己向身邊人一宣布,我以后改名叫某某某,就可以了。如果搞地下工作,安全起見,改名換姓那更是必須的。

又想到,改名者多,換姓者相對少一些。但愿那位彭前輩,只改名不換姓,那樣我會省點事。

重新查名錄,把姓彭的挑出來,有二十多位。一個一個排除,目標越來越小。我的眼睛越來越亮。

彭勃,四川人,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四年底,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步兵科,并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二月,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戰斗,負輕傷一次。畢業后進入孫中山大元帥鐵甲車隊,代理排長。一九二六年五月,葉挺獨立團擔任北伐軍先鋒,彭勃隨團進發,擔任排長。在汀泗橋、賀勝橋戰斗中,彭勃表現優異,戰功卓著,晉升為連長。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參加南昌起義,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營長。國民黨反動派調兵遣將,討伐起義軍。八月三日,起義軍兩萬余人撤離南昌南下,九月十八日到達廣東大埔縣。九月二十日從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率領,進軍潮州、汕頭。朱德率第二十五師和第九軍教導團共約四千人留守三河壩, 截擊敵軍,掩護南下主力。彭勃率部參加了三河壩戰役……

越是接近找到他,我越是感到害怕。

我專程來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翻拍了一張黃埔二期的合影照,發現其中的一人與何四姑提供的照片高度相似。

現在幾乎可以斷定,彭勃與彭金貴為同一人。

我并沒有感到欣喜,反而感到心情沉重。我向劉主任匯報,是不是先不把結果告訴老人。我們商量來商量去,一時拿不準是否該告訴她。最后還是劉主任拍板決定:給老人家實話實說吧,她都等了五十多年啦。

我們一行三人——我、劉主任,還有搞攝影的小范,沿著坑洼不平的向上的山路和石級,奮力朝何家沖攀登。

何四姑老人早早在小院里等我們。院子打掃過,還灑了水,估計是她那侄子幫著干的。她換了一身干凈衣裳,藍色的粗布大襟上衣,灰色的粗布長褲,黑色的千層底布鞋,稀疏的頭發也精心梳理過,一絲不亂。

她那侄子給我們倒上茶水,躲出去了。小院里只剩下我們四人。小范給老人照了幾張相,還給我們照了張合影。

老人端坐在小馬扎上,言語不多,神情肅穆,兩手顫巍巍的,顯得很不安。

是時候了,劉主任沖我遞個眼色,我拿出那張黃埔二期的合影照,推到老人面前。她溫潤的目光越過一排排的人,像是走過漫漫的歲月……

最后她顫抖著手,指向彭勃的頭像。

她準確地認出了他,那個她等了五十多年的男人。

我緩緩地告訴她,五十二年前,在廣東的三河壩,他率全營掩護主力撤退,人都被打光了,他也犧牲了。他死時只有二十二歲。

她愣在那里,好久好久,嘴唇哆嗦著,哆嗦著……然后雙眼空洞地望向天空,漸漸地,有兩行渾濁的淚水涌出來,順著干瘦的臉頰緩緩往下流淌……

也許是幻覺吧, 我透過我的淚眼, 看到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正癡情地望向遠方……

年底,何四姑就去世了。

聽到消息,我很有些后悔,后悔不該把彭金貴的真實情況告訴她。如果她還有念想的話,也許還能多活幾年吧?

劉主任不這么看,說,老人都等了五十二年啦,還讓她等下去,你忍心?這輩子他們沒能做成夫妻,但愿下輩子,他們能!

停了停,劉主任又說,英雄一生雖短,但是被心上人刻骨銘記,也算是個安慰吧。

后來,縣里在烈士陵園為彭勃烈士起了墳豎了碑,由于他遺骨無存,人們便把他那三件遺物的復制品放進墳墓里。遺憾的是,因為他和何四姑不是夫妻,按政策規定,不能給他們合葬。

尾? 聲

我二十三歲進黨史辦,到六十歲退休,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三十七年。干這個工作,我感覺就像在時光隧道里穿行,一忽兒過去,一忽兒現在;一會兒死,一會兒生。我試圖將埋沒了的歷史挖掘出來,吹去塵埃,擦亮它,讓它閃光。

如今,我退休已經十多年了。黨史辦的老人都退了,新進來的年輕人,大多數我都不認識。頭幾年還經常去單位轉轉,后來就不好意思去了。

我成了一個彎腰駝背的糟老頭,喜歡一個人到河邊樹下溜達。有時走著走著,我就把自己當成了一個烈士,一個活著的游魂,站在高處,好奇地打量眼前花花綠綠的世界,打量那些幸福的紅男綠女們。是的,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過去的世界,現在的人,和以前的人也都不一樣了。現在的人,恐怕很難理解,當年為什么有那么一批人,舍命棄家,赴湯蹈火,啥也不顧。而那些故事就發生在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

今天我寫下這幾個陳年往事,是想提醒今天的人們,不要忘記曾經有過那么一批先人,他們和我們是同一個血脈。

只是——不知有幾人能看到?

原載《解放軍文藝》2021年第5期

本刊責編? 吳曉輝

創作談

寫慢一點,寫短一點

陶? 純

案頭有一摞文學期刊,隨手翻了翻,發現中篇小說在三萬字以下的不多,不少中篇長達四五萬字,乃至更長;短篇八千字以下的,也不多,大多都在萬字以上。而長期置于我案頭的魯迅、莫伯桑、卡夫卡、契訶夫、蒲松齡等大師的小說集,隨手一翻,基本找不出三萬字以上的中篇,《阿Q正傳》大約不到三萬字,《孔乙己》《藥》《項鏈》等經典小說都只有兩三千字、三四千字。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學寫小說的時候,文學期刊過百頁的,都是大型雙月刊,一般省級文學月刊只有64頁,四個印張。而現在呢,不過百頁的,很少見了,過二百頁的,也有不少。

是當今的作家比過去的作家能寫嗎?可能是,如今文壇上的勞模,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有的已經寫了十幾部長篇啦,有的一部幾百萬字。可是人家曹雪芹,一輩子只寫了三分之二部《紅樓夢》,八十萬字左右吧。魯迅一輩子寫的小說,大約也不過二三十萬字。

過去古人寫字不便,印刷不便,所以文字都很精致凝練,盡量不說廢話,反而佳作如海,偉大的經典字字珠璣。如今作品字數拖長,與科技進步有很大的關系,我們用電腦寫,修改方便,不浪費一紙一墨,不用付郵資,指頭一動,大塊頭文章就飛到編輯屏幕上了。我常想,如果曹雪芹那時候有電腦,他能否寫出流傳版本的《紅樓夢》,都是個大問號,也許他會像當今的網絡寫手一樣,把這個故事寫成幾千萬字的網絡小說。想想真是可怕!

電視劇早有了限制集數的規定,防止注水。小說尤其是中短篇小說,似乎也應限制一下字數。如今的小說,兩句話非要變成三句話,廢話太多了,動不動洋洋萬言。這與按字數付稿費,有直接關系,不妨以后按篇數付酬,不管是三千字還是一萬字,只要是短篇,就一個價。當然,這些都是我的臆想,也全是廢話,不可當真。

我的意思是,小說應盡量寫含蓄一點、精致一點,防止大水漫灌,枝丫橫穿。我常常提醒自己:寫慢一點,寫短一點,節省點筆墨。《七姑八姨》這個中篇僅兩萬六七千字,如果讀者朋友們認可它是一部精致凝練的中篇小說,里面沒多少廢話,我就知足了。

最后衷心感謝《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的選載,讓更多的讀者接觸到它。

陶純,男,本名姚澤春。山東人。先后就讀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魯迅文學院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現為解放軍駐京某部創作室專業作家。

著有長篇小說《浪漫滄桑》等6部,中篇小說30余部,短篇小說70余篇。

兩次獲得“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大獎”,兩次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三次獲得“全軍文藝新作品獎一等獎”,兩次獲“中國圖書獎”,

以及《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中國作家》《小說選刊》《北京文學》等刊物獎;

長篇小說《一座營盤》入選2015年度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

《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五佳”。2019年出版九卷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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