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城市群會提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嗎

2021-06-30 22:22譚紀煥盧新海陳丹玲
中國房地產·學術版 2021年3期

譚紀煥 盧新海 陳丹玲

摘要:以長江經濟帶上108座城市為研究對象,采用非徑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測度2003-2018年間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并考察其時序特征。在此基礎上,采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驗證城市集聚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考察期內城市集聚能提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加入城市群的城市與未加入城市群的城市相比,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能夠提高3.95個單位,城市集聚政策對世界級、國家級城市群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驅動效果明顯,而對區域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產生了負向驅動。

關鍵詞:城市集聚;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雙重差分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138-(2021)03-0040-49 收稿日期:2021-02-03

作者簡介:譚紀煥,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盧新海,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

陳丹玲,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1 引言

中國經濟發展正逐漸由追求速度的粗放模式向結構調整和環境效率的內涵模式改變,推動城市集群和綠色發展已成為加快中國城市轉型的戰略選擇。我國推出的“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國家級發展戰略規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過一系列政策安排和制度設計來實現城市集群發展從而獲取發展紅利;然而由于城市空間的過度擴張,大量農用地轉化為非農建設用地,且城市土地利用中高資源能耗、高污染排放、高碳排放等問題長期存在,在考慮環境約束條件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總體偏低。在綠色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實現城市發展、土地利用與環境保護三者和諧發展是當前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同時學者基于綠色發展理念,衍生了城市土地利用綠色效率的概念。理論上,城市土地作為城市發展的直接空間載體,城市演化、發展會通過規模、結構、集聚效益等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加入城市群是否能夠提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這個問題的審視,不僅能為調整我國城市群集聚發展政策提供方向指引,而且能夠為在綠色理念下的經濟發展和區域空間開發模式提供決策參考。以上構成本文的研究初衷,關注城市集聚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實際影響。

2 文獻綜述

目前學界有關城市集聚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研究主要可以歸納為,將城市集聚分解為人口集聚、產業集聚和空間集聚等多個維度概念,分析城市內部某一具體的集聚表現對城市發展的影響。近年來,開始有學者關注高新區政策如何影響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從規模、要素積累和集聚效應角度來看,高新區政策對我國土地利用效率產生了積極影響。高新區通過選擇效應、政策效益、集群效應和區位效應影響企業層面的土地利用效率。利用客觀數據和空間視角來刻畫城市集聚某些方面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所產生的具體影響。這些成果對豐富城市集聚和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內容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通過對城市集聚、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城市集聚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的關系相關研究主題的回顧分析,我們發現,針對“城市集聚—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范式的研究,目前還處于探索之中,其結論導向并不清晰。目前有關“城市集聚—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不足,城市集聚是一個多維度復雜的概念,以上研究多將城市集聚分解為某一具體表現,探索城市集聚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間的相關關系。我們必須看到,城市是一個由基礎設施、人類活動和社會聯系組成的復雜動態系統,單純研究一個方面或者是一種要素的集聚,已經不能合理解釋城市發展,只有把各種要素融合在一起,把城市集聚作為一個整體,直接驗證并論證一個整體對另一個整體的直接效應。因此,這些研究所得結論對現實政策制定的參考意義較為有限。鑒于此,本文以長江經濟帶為研究對象,以城市集聚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展開系統而又深入的研究。

3 模型選擇、變量測度與數據來源

3.1 模型選擇

3.1.1 非徑向非角度SBM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法(DEA)是常見用于多輸入多產出的效率評價分析方法,但決策單元的效率值分布在(0,1)區間,無法準確識別最大效率值為1的決策單元之間的差異,在基于徑向的DEA模型,只能等比例擴大或減少投入與產出,這會帶來松弛變量的問題,在基于角度的DEA模型中,只能考慮投入或產出的一方面,這會帶來計算上的偏差。2002年Tone基于傳統DEA模型的缺陷,提出非徑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將松弛變量引入到目標函數,能有效避免徑向和角度計算帶來的偏差,可以合理考慮到非期望產出,對效率值大于1的決策單位進行區分。其模型構建如下:

(1)

式(1)中,假設有決策單元個數n個、決策單位的投入、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分別用m、r1、r2表示,相應投入矩陣、期望產出矩陣和非期望產出矩陣中的元素分別用x、yd、yu表示,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值用ρ表示,使用非徑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測度,計算出來的ρ值可能大于1,這就能對決策單位的值進行區分,同時非徑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測算的值不存在結尾問題,在后續回歸分析中不局限于使用Tobit模型,為后文的高級計量奠定了前置條件。

3.1.2 雙重差分模型

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是一項重要評價政策效果的研究方法。利用政策的準自然實驗將比較研究對象的差異,其中受到政策影響的個體歸為處理組,反之是對照組。通過比較實施某項政策的處理組和未實施某項政策的對照組的結果差異,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凈效應識別中時間趨勢遺漏和不同個體無法觀測到的差異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因此被廣泛應用到政策評估中。

本文以長江經濟帶上73個加入城市群的城市為處理組,剩余35個未加入城市群的城市為對照組,通過比較城市群政策實施前后的差異,兩次差分得出的β3,即為城市群政策的凈效應,雙重差分的基本模型為:

(2)

本文梳理長江經濟帶上城市進入城市群的時間,發現2011年62座城市加入城市群,2011年后有11座城市分別加入城市群,由于進入城市群的時間是不同的,本文借鑒劉瑞明和趙仁杰關于國家高新區是否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做法,采用漸近DID模型,通過構造是否城市群中的城市與非城市群中的城市時間的虛擬變量交乘項來檢驗城市群政策的凈效應,同時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其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漸近DID模型如下:

(3)

式(3)中,ULGUEi,t表示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本文采用基于投入產出視角測度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值,T-Di,t為核心變量,代表是否為城市群城市與加入城市群時間的交乘項。controli,t為其他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控制變量。Ai和Tt為控制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的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3.2 變量測度

本文借鑒現有研究成果,基于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內涵,不只追求土地利用系統中經濟效益的產出,還需要考慮到土地利用過程中期望和非期望的產出。指標體系的構建以“投入—產出”為主的指標體系,要能夠涵蓋土地利用系統中投入要素、“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生態損失”的綜合產出,將非期望產出納入到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測度模型中,才能更加有效測度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真實情況,如表1所示。同時本文引入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對外開放度(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按歷年匯率折算>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城市化水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市規模(總人口與建成區的比值);經濟發展水平(GDP增長率);政府干預程度(財政支出占GDP比重)。

3.3 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長江經濟帶上108座地級及以上城市為研究對象,因行政區劃調整和數據可得性剔除畢節市、銅仁市,以城市市轄區為研究主體,選取2003-2018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3-2018)》和《中國建設統計年鑒(2003-2018)》數據,部分年份缺失數據來自于各城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公報,同時為了增強數據的可比性,利用GDP指數對GDP數據做平減處理,以2003年為基期。

3.4 研究區概況

長江經濟帶包含長江沿岸11個省市,是我國“兩縱三橫”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引擎,包含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實現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依托。本文梳理了當前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政策性文件,如表2所示。總的來看,在長江經濟帶上的城市集群發展規劃及其道路設計兼具“異質性區域覆蓋、多元化發展定位”特征。本文對長江經濟帶的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評價城市集聚發展政策的實施現實成效,如圖1所示。

4 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總體分析

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借助MAX-DEA軟件,采用非徑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來測度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對2003-2018年間長江經濟帶上108座城市進行測度。

結果表明:從整體層面來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平均值從2003年的0.333上升到2018年的0.394,整體上提升了18%。從長江經濟帶來看,在2003-2013年間,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平均值增長幅度不大,自2011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出臺后,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出現波動增長,自2013年開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整體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如圖2所示。

從區域差異來看,長江經濟帶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有明顯的區域性,表現為上游地區效率最高、其次是中游地區、最次是下游地區。主要原因是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自然資源稟賦不同,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中承擔了更高的環境成本,土地綠色效應很大部分被污染效應所抵消,從而導致下游地區的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平均值低于上游和中游區域,如圖3所示。

總的來看,隨著國家出臺多種環境保護政策,自2013年以后,長江經濟帶下游地區在產業升級中,各種污染密集型產業開始梯度轉移,向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和中游地區轉移,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和中游地區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出現波動。

5 城市集聚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影響效應檢驗

5.1 漸進DID結果分析

本文通過STATA軟件,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加入城市群的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進行評估,我國城市群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至模型(6)分別代表了不加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隨機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DID模型。結果表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是否引入時間或區域固定效應,交乘項T_D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加入城市群會提升所在城市的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由模型 (6)可知,在其他所有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其影響系數為0.0395,表明與未加入城市群的城市相比,加入城市群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能提高3.95個單位。

5.2 平行趨勢檢驗

表3表明,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是否引入時間或區域固定效應,結果均顯示了加入城市群會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驅動作用,考慮到DID適用的前提在于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本文參考Beck等的做法,假設如下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

(3)

在式(3)中,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前后n年的虛擬變量,以加入城市群當年為界,考察加入城市群前5年和后5年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變化趨勢。由于加入城市群的時間是不同的,因此對不同城市而言,表示不同年份。若的系數并不顯著,則表明處理組與對照組具有平行趨勢。而的系數顯著,則表明加入城市群會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會有顯著影響。將加入城市群前后的系數顯著性結合起來分析可進一步證明加入城市群后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增長確實是因為城市群政策帶來的,DID結果是可信的。

為了直觀展示估計結果,利用STATA計量軟件,繪制了系數走勢圖,如圖4所示。橫軸代表實施前后的年份,縱軸代表估計值大小。由圖4可知,在城市群政策實施前的系數是包含零的,表明城市群政策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并沒有顯著差異。城市群政策實施后,系數才顯著為正,且這種正向驅動效應在樣本期存在,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可以得出,處理組與對照組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在2011年以前基本保持相似的趨勢,自2011年后處理組與對照組差異開始擴大,這表明加入城市群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產生影響,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

5.3 PSM+DID檢驗

由于使用DID的前提在于滿足試點選擇的隨機性和共同趨勢假定,前文雖對共同趨勢假定進行了驗證,但無法確保隨機性。因此,為克服樣本選擇問題,本文進一步采用PSM與DID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檢驗。在具體匹配過程中,參考了Heyman等的相關研究,采用逐年匹配的辦法進行配對,首先將樣本分為匹配組(加入城市群)和待匹配組(樣本期間內始終未加入城市群的城市)。其次,以是否加入城市群作為因變量,其他控制變量作為匹配變量,通過logit模型計算出樣本城市進入城市群的概率。在此基礎上,按照最近鄰匹配法將概率值相近的城市進行匹配,從而為每個進入城市群內的城市找到最佳對照組。最后,對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平衡性檢驗,圖5為匹配前后各特征變量標準化偏差,匹配效果好,圖6和圖7為匹配前后對照組與處理組之間的差異縮小,甚至匹配后出現了覆蓋的情況,可用匹配后的樣本進一步的DID估計。

在去除不滿足共同區域假定的60個觀察值后,本文采用PSM匹配得出的樣本數據進行DID檢驗,模型(1)和模型(2)展示了PSM+DID穩健性檢驗結果,由結果可知,交乘項系數依舊顯著為正,加入城市群能夠有效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說明上述結果是穩健的,如表4所示。

5.4 城市群定位級別異質性

本文將長江經濟帶上108個城市按照加入城市群級別不同區分為世界級城市群、國家級城市群和區域性城市群,引入T_D與城市群級別(city-grade)的交乘項,并構建如下模型進行檢驗:

Yi,t=β0+β1T-Di,t×city-grade+β2controli,t

+ Ai + Tt + ε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式(4)中的β1為城市集聚政策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等級異質性程度。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城市集聚政策對世界級、國家級城市群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驅動效果明顯,而對區域性城市群產生了負向驅動。

從理論上看,定位級別的高低決定了城市群的資源調配能力,定位級別高的城市群能夠為城市集聚推行提供有利的組織領導和豐富的人財物等資源支持,吸引城市人才和產業集聚,進而為提升單位土地產出提供了可能。而區域性城市群自身吸引力不足,政府可調配資源的能力也有限,城市集聚并未成為其政策福利。因此,如何提升政府行政能力和城市自身吸引力出發,在發揮高級別城市等級優勢的同時,彌補一般城市群的定位劣勢,是進一步推進城市集聚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

6 研究結論

本研究選取長江經濟帶上10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根據綠色發展理念,建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指標體系,使用非徑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測算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基礎上,并使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驗證城市集聚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為政府擬定合理的土地利用政策給予理論參考。結論如下:

(1)在考察期內,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平均值從2003年的0.333上升到2018年的0.394,整體上提升了18%。自2011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出臺后,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出現波動增長,從2013年開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長江經濟帶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存在區域差異性,2003-2018年間,長江經濟帶上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平均值表現為上游地區>中游地區>下游地區。自2014年后,下游地區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而上游地區和中游地區的效率值開始波動。

(2)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是否引入時間或區域固定效應,交乘項T_D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加入城市群會提升所在城市的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在其他所有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其影響系數為0.0395,表明與未加入城市群的城市相比,加入城市群的土地綠色利用效率能提高3.95個單位。

(3)城市群定位級別的高低決定了城市群的資源調配能力,定位級別高的城市群能夠為城市集聚推行提供有利的組織領導和豐富的人財物等資源支持,吸引城市人才和產業集聚,進而為提升單位土地產出提供了可能。而區域性城市群自身吸引力不足,政府可調配資源的能力也有限,城市集聚并未成為其政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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