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考

2021-06-28 04:15張瑞嶸
出版科學 2021年3期
關鍵詞:中日關系

[摘 要] 從時代語境、譯介活動、出版機構和歷史影響等方面對晚清時期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的歷史脈絡和活動軌跡進行梳理和探討,以期讓這一具有重要價值的領域得到更多關注,同時為近代軍事著作譯介出版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 中日關系 日本海防軍事著作 譯介出版

[中圖分類號] G23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1) 03-0122-07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ort out and discus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ctivity track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coastal defense works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contex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so as to make this valuable field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military work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apanese coastal defense works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近代史上所指的海防軍事著作是指以海洋國防戰略、海軍建設與發展歷史、海戰戰略戰術、各類海防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海防軍事地理與測繪等為主要內容的軍事著作[1]。晚清時期中國曾經掀起過一次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譯介出版西方軍事著作的熱潮,海防軍事著作正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從1870年到1894年間,中國海軍建設以歐美海軍為藍本,絕大部分海防軍事著作是譯介自英、法、美、德、俄等西方海軍強國。甲午戰爭后,日本成為中國學習的對象,中日之間由于復雜國際關系的趨使而開始了軍事方面的深入合作,日本海防軍事著作受到更多關注,成為這一歷史階段譯介、出版和研究的重點。

1 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的時代語境

晚清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史是近代中國軍事改革發展的歷史縮影。清政府“修我陸戰之備,不必爭利海中”[2]的傳統國防政策是中國海防建設長期廢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但兩次鴉片戰爭中國無力抵抗西方海洋強國的軍事入侵,近鄰日本也于1874年悍然出兵臺灣,迫使清政府簽訂《中日北京專條》,以50萬兩白銀換取日本撤軍。中國朝野對于海防問題的反應空前激烈,并外化為著名的“海防”與“塞防”問題大爭論[3]。1875年光緒皇帝發布上諭:“海防關系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4],著命李鴻章、沈葆楨等重臣籌辦南北洋海軍,從而開啟了系統化的國家海防建設。西方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隨著李鴻章推進洋務運動,將翻譯西書列為江南制造局的五項主要任務之一[5]而登上歷史舞臺。 從1874年到甲午戰爭前,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和天津機器局等官辦機構相繼翻譯出版了包括海防理論、海軍軍制、海軍裝備、海軍訓練和航海地理與測繪等多個領域的近百部歐美國家海防軍事著作,推動了近代軍事工業與海軍教育的興起與發展。

甲午戰爭后,日本編譯出版的海防軍事著作成為譯介和研究的熱點,這一重要轉變具有深刻復雜的歷史背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使得朝野開始反思洋務運動以來的海防建設,認識到日本充分借鑒并改進了歐美強國海軍建設路徑,其經驗更加適合“同文同種”的中國,中國應師法日本進行軍事改革。同時國內也掀起了重建海軍的呼聲,湖廣總督張之洞上奏清廷:“今日御敵大端,唯以海軍為第一要務”,“無論如何艱難,總宜復設海軍”[6]。在此背景下,軍事研究界也達成一定的共識,認為“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7],“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8],譯介日本海防著作是學習其海軍建設經驗的重要途徑。而《馬關條約》簽訂后,日俄圍繞東北亞問題發生尖銳對立,俄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強國聯手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對于新興的日本采取遏制政策,日本面臨西方列強的包圍與孤立。因此,日本認為“支那的存亡對所有日本國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實的關系”[9],鼓吹“興亞論”而拉攏中國來阻止西方強國的擴張,并推進日本勢力“悄然滲透于東亞大陸”[10]。日本政府對于中國轉而采取所謂“親善”策略,扶植日本在華勢力,派遣軍事教習幫助中國新建陸軍和重建海軍,擴大日本在中國軍界的影響力。日本政府也在文化教育領域展開布局,“而受我感化之人才廣布于其古老帝國之中,實為將來在東亞大陸樹立我國勢力之良策”[11],加強中日文化交流,招收中國留學生赴日學習,積極推動日文著作的漢譯。隨著中日軍事交流與合作的深入,海防軍事領域的譯介出版重心也由歐美海防軍事著作轉向了日本海防軍事著作。

2 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活動的歷史解讀

多年來,國內對于晚清時期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出版研究并未深入開展,譯本數量、譯介領域、譯介方式和出版機構等方面均未見專門著述,僅列有漢譯軍事書目或者作為近代軍事譯著研究的部分章節出現。據《漢譯日文圖書總目》《中國譯日本書綜合書目》《近代譯書目》《晚清西方兵學譯著在中國的傳播(1860—1895)》等資料考證,可以認定的甲午戰爭前后編譯的日本海防軍事類著作約有18部(見表1),譯介出版活動呈現如下幾個特點。

2.1 譯介領域由海防軍事地理向海防軍事思想與戰略縱深拓展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側重于海防軍事地理等領域,背后有其歷史原因。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日本今日之勢,固萬萬不能勝我”[12]的論述幾乎代表當時國內對日認知的共識,這種嚴重輕視日本的態度使得中國朝野對于日本國情知之甚少,連《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權威史地著作,關于日本的介紹也多有舛誤。可是,中日自1871 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確立正式外交關系后,由于琉球問題、臺灣問題和江華島事件等沖突,兩國間軍事對抗之勢日漸強烈,清政府被迫開始深入了解日本。這一時期駐日使團成為搜集日本情報咨訊的主要窗口,官辦出版機構則主導了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出版活動,聚焦于國內急需了解的日本國情地理等方面。1884年,總理衙門同文館出版了清政府第二屆駐日使團隨員姚文棟編譯的《日本地理兵要》,這是近代中國編譯出版的第一部日本軍事地理專著。全書對日本列島的政治、歷史、地理、氣候、人情、風俗、物產、戶口以及戰史等情況進行了全面介紹,“又以沿海港灣、島嶼、礁呷等為海道要端,博考詳稽,分條臚載” [13],重點介紹了日本沿海軍事要塞的海道、海灣和島嶼情況,并從戰略高度予以評述。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還詳細規劃了進攻日本的海上線路,因此,姚文棟被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歸為中國“攻日論者”[14]。1891年,第四屆駐日使團隨員王肇鋐編譯完成專門研究日本沿海地理的20卷巨著《日本環海險要圖志》,書中不但大量引用了日本地圖,還參考歷年日本官方發布的統計報表,列出各式表格,從軍事地理的戰略角度詳細分析日本沿海形勢,為國內研究日本海防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甲午戰爭后,中國從日本海軍的成功經驗意識到,海防建設如果僅僅停留在引進軍事裝備的器物層面是無法真正提升海軍戰斗力的,必須從根本上學習先進軍事理念并進行徹底的軍事改革。國內對于日本海防問題研究也由軍事地理等表層領域向海防軍事思想與戰略的縱深轉變,涉及的領域拓展為以下四個主要方面。首先,甲午戰爭后,世界海軍發展動向成為國內軍事研究主流話題,日本譯者編譯的世界海軍軍事歷史類書籍得到進一步的重視。1902年和1903年,國內出版了越山平三郎翻譯的重要著作《英美海戰史》和《尼羅海戰史》。這兩部著作著重介紹了英美主要國家一些重要的海戰戰例,著重分析其交戰始末、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15],其獨特的解讀視角引發了國人對于西方先進海防軍事戰略思想的思考。而同時期出版的淺野正恭譯介的《近世海戰史》上卷記錄中日甲午之戰,下卷記錄美國西班牙之戰,緊扣亞洲和美洲的海戰熱點,研究視野開闊,分析嚴謹深入,正切合甲午戰后國內對于戰爭失敗的反思。其次,隨著列強海上軍備競賽的日益加劇,世界海軍軍事裝備、軍事實力等內容也成為中國軍事學者研究的重要方面。1903年,日本人漥田重戔編撰的《最近俄羅斯海軍考》的漢譯本在上海面世,該書對于俄羅斯海軍裝備、部署和訓練等熱點軍事內容詳加考證,反映了日俄戰爭前,隨著日俄在東北亞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國學界借助日本學者的視角加強了對于俄國海軍的研究。1904年,日本海軍少將淺野正恭編著的《世界海軍力》由上海通社譯介出版。《世界海軍力》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要闡述各國海軍制度,下卷分析比較了各主要海軍強國的海軍強弱,對于日本海軍的介紹尤為詳細,是當時國內該研究領域的一部力作,受到中國軍事研究者的推崇,被評價為“全書無一泛語,非今日譯書冗雜可比”[16]。第三,為配合當時海軍建設和海軍教育的恢復,中國對于日本海軍法律制度類和海軍學校管理類書籍也進行了譯介。由日本政府頒布的《日本陸海軍刑法》和日本海軍機關學校編撰的《海軍機關學校規則》相繼翻譯出版,成為中國向日本學習海軍制度建設的重要成果。第四個方面,日本國內歷來重視對于中國軍事地理的調查研究,長期以通商、考察和訪學等名義派遣間諜潛入我國進行非法軍事測繪。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更是出版了大量中國地理圖書,部分地圖的準確度和精密度遠超國內繪制的軍事地圖,這也引起清政府及中國民間的警惕。這一時期出版了日本水路部翻印的《揚子江圖》和日本陸軍測量部繪制的中國《八省沿海輿圖七十九幅》。《揚子江圖》翻印自英國海軍部1859—1869版海圖,收錄上海、南京、東流、漢口、岳州府、夔州府五段長江航線水路圖,并附英日中三種文字對照解說。《八省沿海輿圖七十九幅》包括廣東、臺灣、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八省的沿海圖、長江圖等重要地理繪圖及水文資料。這兩部譯著涵蓋了中國最重要的沿江沿海水域的地理信息,繪圖詳實,標注較為準確,在中國譯介的日本海防地理類著作中具有代表性。一時間“日本文譯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學校,幾使一時之學術,浸成風尚”[17],日本海防軍事著作在甲午戰爭后為數不多的海防譯著中占據了顯著的地位,引發了研究日本海防軍事思想與戰略的熱潮。

2.2 譯介方式呈現多元化互譯和個性化編撰同步格局

甲午戰爭前,以江南制造局為代表的官辦機構招募了一批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知識分子從事翻譯工作,他們采用“西譯中述”的翻譯模式,即由傳教士進行口譯,中國譯者進行筆述,譯本選擇和翻譯標準制定由傳教士主導,中國譯者往往只是起到筆述和潤色的作用。甲午戰爭以后,中外交流日益頻繁,獲得資訊信息的途徑更加多元化,再加之中日之間文字相近,譯介方式由傳統的“西譯中述”模式向中日英語言多元化互譯模式轉換。

首先,英日轉譯中文和日漢直接對譯是這一時期海防軍事著作的主要譯介方式。如美國人愛德華·斯賓的《英美海戰史》和耶特瓦德斯邊的《尼羅海戰史》由日本人越山平三郎從英文翻譯成為了日文,再由中國譯者章起渭等轉譯成為中文。中日兩國的文字都以漢字為基礎,日本譯者在譯介西方海防軍事著作時,通過將古漢語詞匯賦予新的涵義,利用漢語詞素、單音詞漢字組合新詞等方法創制了大量海防軍事專有術語[18],有效解決了翻譯中語言轉換、標準差異和參考資料匱乏的問題。部分海防軍事著作由日本人用日文編譯或者撰寫,中國譯者直接進行日漢對譯。如《世界海軍力》《最近俄羅斯海軍考》《近世海戰史》等,這些著作未經轉譯,譯文較為準確。相較于早前西方傳教士主導的歐美海防軍事著作譯介,中國譯者對于日文文本選擇和語言處理具有了更大主動性,漢譯本吸收日本譯者的研究成果,許多譯自日文的軍事術語沿用至今。

其次,日本官方和民間人士直接對日本海防軍事著作進行漢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日本人勝安芳于1889年寫成25卷的《大日本創辦海軍史》。該書以親歷者的角度記述了幕末日本發展海軍的歷史過程,對于日本海軍的沿革、建制、戰訓、裝備等多方面內容進行深入闡述。這部著作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視,總理衙門和京師同文館特委托日本人中島雄進行翻譯[19]。中島雄長期擔任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與當時中國的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多有交往。他憑借深厚的漢語積淀,歷時數年將這部鴻篇巨制譯為了文字訓雅的中文。1900年日本譯者“劍潭釣徒”以“北美海軍參將馬鴻”之名的用漢語文言文發表了《海上權力要素論》一書,該書是編譯自馬漢的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20],對于西方近代海權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些由日本譯者直接進行的日本海防軍事著作漢譯活動的背后,投射出當時復雜的政治背景和中日關系的考量,體現了日本政界和民間人士對于日本政府中國策略的積極配合與支持,以實際行動充當了從思想文化上“開發清國”這個“當務之急”[21]的有力推動者。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活動中,由于受到乾嘉考據學研究方式的影響,中國譯者常常在翻譯一部著作的同時,大量引證其他著作的相關內容,甚至加入作者自己的觀點、按語、評述,旁征博引,深入考證,將中國傳統治學方式引入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中來。如姚文棟翻譯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譯自日本《兵要地理小志》一書,但該書各卷中又加入《海防臆測》《論兵志》《西人論日本水師事宜》《水道圖說》《大日本環海航行記》等數十部相關日文著作的內容,材料十分龐雜,其中還夾雜譯者的評述和考證。因此,該譯本文獻出處較為模糊,很多內容很難厘清是作者原意還是譯者的思想,這種把翻譯、著述和考證相結合的譯介方式是這一時期漢譯日本軍事著作一個重要的時代特征。

2.3 出版活動出現中日雙方官辦與民間機構并立局面

在海防軍事著作的出版活動中,中日雙方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既體現出中日之間的軍事合作,也反映出日本政府為實現其政治軍事目的而在中國文化出版領域的深度布局。甲午戰爭前,國內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出版主要由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天津機器局、江南水師學堂等官辦機構附設的出版機構主導。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對于海防軍事著作的關注度大為降低,官方也放松了對民間出版行業的管制,同時西方先進印刷設備在中國各中心城市引進和普及,譯介出版活動重心下移,民間出版機構漸漸興起和繁榮,成為了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的主力。在最具代表性的幾部海防軍事著作中,除《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師船考》《日本陸海軍刑法》等由總理衙門同文館、江南水師學堂、北京修訂法律館等官辦機構出版外,其余大多由民間私人機構印行。其中《海防臆測》由善化畢氏私人出資出版,《英丁前后海戰記》《英美海戰史》《尼羅海戰史》《世界海軍力》《近世海戰史》分別由東亞書局、上海世界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通社和上海群誼譯社等民間機構出版。這些近代出版機構多位于當時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開始引進使用歐美的先進印刷設備,無論從排版水平、印刷質量和發行渠道來看,甚至和官辦機構相比也不遑多讓。“中國的印刷、制本成為現在的樣子,是經過日本和留學生的文化活動而加速形成的”[22],由于甲午戰爭后受到日本出版物的影響,這些出版機構印刷的海防軍事著作譯本的紙張多由連史紙和毛邊紙改為洋紙,版式也由線裝單面印刷改為洋裝雙面印刷,封面、字體和頁面設計等都采用了不同于中國傳統出版物的新式樣,使得這些日本海防譯著從內容到形式上更接近于現代出版物,便于譯本的翻印、發行和閱讀,加速了這些海防軍事科技知識的傳播。

日本出版機構在這一時期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漢譯和出版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也值得重點關注。日本譯者劍潭釣徒編譯的《海上權力要素論》由日本乙未會1898年在上海主辦的中文月刊《亞東時報》連載刊行。亞東時報館是一家以“以通兩國心志”“樹立興亞大計”為宗旨的日本在華新聞機構[23]。它的主要文宣理念就是配合日本政府的對華策略,宣揚中日同文、同種、同教,鼓吹中日應捐棄甲午戰爭的積怨,共同抵制歐美諸國的侵略擴張。而勝安芳的《大日本創辦海軍史》是日本譯者中島雄受清政府委托翻譯的,但它的初版本卻由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出版發行。吉川弘文館創辦于安政四年(1857),是一家以出版史籍類等人文圖書見長的日本老牌私人出版機構。這些日本民間機構對于中國漢譯日本軍事著作活動的大力支持,其背后推手實際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促進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擴大日本對華影響力,結交中國上層官僚、軍方人士和知識分子,協助日本政府廣布勢力于中國的政界、軍界與民間,為后來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伏筆。

3 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出版的歷史影響與啟示

甲午戰爭后,隨著袁世凱和張之洞在直隸和湖北編練新軍的深入推進,建立新式陸軍已然成為清政府軍事改革的重中之重。與之相配合的是,譯自日本的陸軍作戰理論、武器裝備、后勤保障、軍事工程等領域的著作種類繁多,數量巨大,例如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一家出版機構僅1899年到1903年四年時間就譯介出版日本陸軍著作多達20余部。這一時期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本數量和影響力遠遠不能與陸軍軍事譯著相比,海防軍事研究由北洋水師時代的“顯學”讓位于蓬勃興起的陸軍軍事研究,這也是導致這一領域的譯著后來長期遠離學者們的研究視線的重要歷史原因之一。可是,這一批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出版,卻是當時國內有識之士致力于重建中國海防而在軍事研究層面上所做出的努力,它使得國人得以通過日本軍事學者的研究成果重新審視中國的海防問題與海軍建設,開拓了甲午戰爭后中國海軍建設者和研究者的國際視野,有利于學習日本先進的海軍建設經驗,總結得失,再度振興中國的海防建設。另一方面,這些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在國內傳播了許多先進的海防戰略戰術思想,讓清政府意識到比起遠赴歐美學習,直接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海軍技術則“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24],更有利于提升中國海防軍事建設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留學日本潮流的興起。1905年和1908年,清政府從各地海軍學堂中遴選優秀學生,分兩屆派赴日本海軍學校或商船學校學習駕駛、管輪、炮術和水魚雷等專門技術[25],培養了一批海軍軍事與技術人才,從而奠定了民國時期海防建設的基礎。

可是,由于中日甲午戰爭后的所謂“日清聯合”也只是表面上的,政治軍事上的合作無法掩蓋彼此嚴重的防范心理。中國在向日本學習的時候,認為日本“外示聯合,內蓄叵測”[26],始終懷有學習日本先進軍事科學技術,又防范日本對中國進行政治軍事干預的矛盾心態。而日本也擔心核心軍事技術被中國學走,對中國學習日本軍事科技設置障礙,日本部分軍事學堂甚至出現“凡涉及日本軍隊機密,中國學生一律被謝絕聽講,或須暫時退出課堂”[27]的情況。 中日之間這種合作又防范的狀態也影響到了日本海防軍事著作的譯介活動,許多重要的日本海防軍事戰略戰術類著作并未能譯成中文出版,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當時中日之間復雜詭譎的國際關系。

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海防軍事著作譯介活動雖然時間短暫,但這一批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海防軍事著作的翻譯出版卻是晚清末期中國向日本學習軍事科技的重要成果,它開啟了民國時代再度振興中國海防建設的先聲。今天,梳理這批海防軍事著作的歷史背景與活動軌跡,總結晚清甲午戰爭前后海防建設的經驗得失,無論是對于近代軍事史、翻譯史和出版史的研究,還是對于從更為宏大的歷史視角審視當前國家的海洋形勢,應對復雜的國際海洋糾紛與挑戰,依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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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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