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新格局下中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突圍路徑

2021-06-28 03:47聶鑫焱李本乾
出版科學 2021年3期
關鍵詞:雙循環出版業高質量發展

聶鑫焱 李本乾

[摘 要] “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提出,為中國出版業應對“逆全球化”趨勢和克服疫情影響提供指引。在“十四五”開端,中國出版業應秉承內激活、外引領的思路,以深化供給側結構為主線,利用和把握“兩個市場”,在堅守內容本位和價值觀導向的同時,以數字智能出版技術為引領,在市場拓展、企業平臺化轉型、產品體系優化、服務觀念轉變等多方面進行突圍,持續釋放國內知識消費市場潛力的同時構建出版“走出去”良性生態,推動中國出版業在“十四五”期間實現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 出版業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 G23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1) 03-0026-08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a new pattern of“dual circulation”development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to cope with the“reverse globalization”trend and overcom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14th Five-Year Pla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should adhere to the idea of internal activation and external guidanc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e as the main line, the use and grasp of the“two markets”, while adhering to the content standard and value orientation, with digital leading by intelligent publishing technology, we will break through in market expansion, enterprise platform transformation, product system optimization, service concept change, etc., continue to release the potential of the domestic knowledge consumption market, and build a benign publishing“going global”ecology, and promot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achiev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ublishing industr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逆全球化”趨勢的持續蔓延、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對我國出版業在短時期內造成了較大沖擊,編輯、印刷、銷售等各個環節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出版“走出去”等對外戰略的步伐也隨之放緩。出版業涉及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等多個領域,是我國“新經濟”的重要構成產業,也是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關的工作,出版業高水平發展事關人類文明、文化賡續和國家大局[1]。如何在“后疫情”時期實現恢復并突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2020年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 。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3]。“雙循環”強調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應然之策和應對經濟發展轉型的實然之舉,為我國出版業在“后疫情”時期和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時期,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動力。

1 “雙循環”格局下提振中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緊迫性

從“雙循環”提出的大背景來看,國際環境方面,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特別是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導致全球供應鏈的中斷,不僅對我國供應鏈的安全產生了威脅,并且助長了歐美企業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對“去中國化”的主張和決心[4]。在中國出版“走出去”的重要關口期,因疫情導致的印刷、倉儲、運輸不暢造成圖書出口成本大大增加。同時,疫情期間,別有用心的國家通過網絡輿論對中國進行“污名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出版業“走出去”的步伐。從國內環境來看,目前,全面決勝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百年奮斗宏偉目標宏偉事業到了關鍵時刻,作為傳播思想文化科學知識和引領人類文明進步偉大事業的知識服務行業,出版業的高質量發展,事關能否為加快經濟增長內生轉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高質量的知識供給。因此,如何有效應對和解決因“逆全球化”、貿易摩擦和疫情造成的出版業實體產業鏈沖擊、國際市場和技術沖擊,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出版業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1.1 疫情的突發對國內出版產業鏈各環節造成沖擊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出版業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實體出版產業鏈的沖擊上:疫情期間,編輯工作放緩、印刷產能受限、實體書店關門、線上圖書物流不暢、銷售收入銳減。在出版產業鏈的上游,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和全民閱讀與融媒體智庫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初期,有超過60%的機構表示編輯進度受到影響,74.11%的出版機構表示新書無法正常印刷,65.18%的出版機構表示圖書無法加印[5]。從中下游來看,受全國各地先后進入衛生應急響應的影響,實體書店2020年1月底至2月底基本處于停業狀態,疫情期間,參與抽樣調查的1021家實體書店中,有926家暫停營業,占比90.7%。總體而言,2020年一季度我國圖書零售市場總體下降明顯,圖書銷售總冊數下降36.63%,銷售碼洋下降28.57%,其中線上零售受制于物流不暢和新書品種減少,銷售冊數下降28.29%,碼洋下降19.53% [6]。盡管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國內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隨著國內疫情防控常態化,實體書店、書展等線下場所的恢復仍需時日,與此同時,國外疫情的傳播還處在發展變化之中,因此,防疫仍處于高壓狀態,疫情對出版業的影響還將持續。

1.2 國際經貿環境使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有所放緩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擴散,直接對世界經濟和國際局勢產生影響,出版“走出去”作為國際貿易活動,也同樣面臨嚴峻的挑戰,其進程或將有所放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圖書實物出口的成本增加及國際出版溝通交流渠道不暢。疫情期間,與印刷品出口密切相關的印刷、倉儲和運輸公司的停工停產,導致外貿圖書訂單積壓。加之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肆虐,許多國家暫時關閉口岸,減少海外航班與直航的數量,導致圖書出口運輸成本急劇升高。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三大圖書進出口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受到影響的國家集中在我國圖書出口貿易近年來重點布局的歐洲和北美等經濟發達地區[7]。海外市場的萎靡和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使得依托于資本輸出走向國際市場的出版企業海外機構生存舉步維艱。與此同時,中美貿易摩擦與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國際輿論場上時常出現不利于中國的言論,而出版物帶有的意識形態特征,許多“走出去”目的地國家在引進中國圖書和與中國進行出版項目合作的對接時,對于主題的選擇和內容的把關更加謹慎嚴格,導致中國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有所放緩。

1.3 出版業知識中介地位正遭遇新媒體與新通訊技術的解構

以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催生了新技術、新業態、新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2019年,隨著5G技術廣泛應用,高速率、低時延、智能化的“萬物互聯”進一步縮短了人與信息的距離。最顯著的表現是各類自媒體、付費知識平臺、問答平臺的興起,使知識生產和傳播日益呈現場景化、社交化和即時性的趨勢,出版業作為傳統知識中介的地位受到沖擊。疫情期間,這一情況更加明顯,在實體出版遭受沖擊的情況下,知識付費市場迎來小高潮。數據顯示,有63.1%的中國用戶表示在疫情暴發期間購買過知識付費產品,例如“喜馬拉雅”等知識付費平臺與人民衛生出版社、天津出版傳媒集團等多家出版社合作,推出疫情防護主題系列電子書,截至2020年2月中旬,購買領取電子書人數達到40萬人[8]。與此同時,“丁香醫生”“點亮媽媽”等垂直化、專業化的知識付費細分領域迅速崛起。以上事實表明,移動互聯和5G技術的發展普及,人的知識需求可以通過網絡實時互動實現,通過購買書籍間接進行知識學習的動力降低。與此同時,先前利用個人IP和粉絲效應深度參與知識付費的大V以及KOL,在當前的技術背景下也轉變了策略,逐漸脫離自媒體知識內容與出版機構之間的緊密共生,形成依托平臺的知識生產邏輯、機制并完成價值補償的知識服務閉環。例如“得到”“樊登讀書”等App,開拓了講書、聽書、售書、社區、問答、售課于一體的知識服務體系,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商業模式。由此可以看出,盡管疫情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場景”,但由此折射出傳統出版媒介的地位正在受到以5G為代表的新技術的挑戰,“出版業作為內容聚合者和加工方、形式的創新方,其核心本質是‘中介橋梁,當其他群體或技術樣式形成替代效應,出版業的中介作用就會遭到解構”[9]。因此,在當前的媒介技術環境下,傳統出版機構亟須對現有的產品體系、平臺機制和商業模式等進行調整與革新,使出版業更好地適應移動互聯環境下知識生產與消費的場景。

總體而言,中國出版業面臨著國內外產業鏈恢復、市場復蘇開拓、技術平臺及產品創新的多重挑戰,需要緊跟“雙循環”的戰略部署,堅持創新驅動,通過產品、企業、服務、機制的高質量發展,恢復并促進出版業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雙循環”鏈條良性運轉,在“后疫情”時代加快建設出版強國步伐。

2 “雙循環”格局下中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突圍路徑

新格局下,實現中國出版業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在明確“雙循環”關系邏輯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出版產業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上的已有基礎優勢和前沿方向,進行前瞻性和創新性的布局和實踐。從深層邏輯上,“‘雙循環演進以產業升級為先導,以創造消費新場景的大規模投資為輔助,以激活消費升級為目標,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同步開啟‘內循環的自我強化,并最終以‘內循環重塑‘外循環”[10]。基于此,出版業各主體要主動挖掘國內文化產業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知識內需潛力,通過加強內容、機制、平臺、服務創新滿足內需的能力,為國內出版市場培育新動能。與此同時,海外疫情形勢仍嚴峻,出版業海外產業鏈和供應鏈還存在較多不確定性,因此,出版“走出去”的高質量發展,需要通過“內循環”的自我強化,形成對“外循環”的帶動引領效應,從而提升出版“走出去”的質量和效能。

2.1 激活國內“大循環”:深化供給側改革,推動全產業鏈創新聯動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國內大循環的條件和基礎日益完善。從需求潛力看,我國已經形成擁有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全球最大最有潛力市場,隨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不斷擴張。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11]隨著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和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寫入國家遠景目標,出版業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部門,肩負著進一步開拓國內文化產業市場、滿足人民日益豐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責任,應更加主動地融入國內經濟大循環建設,把握利用出版傳播技術發展和市場需求的“雙引擎”,通過高質量產品供給、智能化平臺打造、跨界資源機制構建、高品質服務提供,進一步深化供給側改革,提升我國出版業整體水平。

2.1.1 以高質量產品供給,帶動高質量的全民閱讀

出版業從誕生起,就一直在做知識的供應,包括對知識的加工、生產和傳播。信息的高級形態是知識,藏在出版業基因里的密碼就是知識。能夠吸引用戶的也必然是知識,是出版物中傳遞的內容[12]。也就是說,無論產品以何種形式呈現,內容依舊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所在。本次疫情的突發,使居家閱讀成為社會風尚,進一步激發了人民對于知識的需求和社會對于優質出版產品的期待,疫情給出版業帶來困難的同時,也帶來啟示:國內廣闊市場亟待優質出版內容產品的激活。因此,打造滿足人民期待、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階段、傳播優秀文化、先進技術和思想精華,并能經得起歷史長期考驗的出版產品,是激活國內知識消費市場潛力,振興出版經濟的先決條件。首先,在內容選材上,要立意高遠,同時兼顧科學實用,充分發揮出版業社會思想引導功能。例如,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輿論場眾聲喧嘩,出版業應通過推出一批能夠反映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產品,使讀者在了解當前中國發展客觀環境的前提下,加深對中國制度、中國道路等重要問題的理解,從而增強“四個自信”。又如,疫情的突發使得公共衛生、健康教育、前沿科技等議題得到關注,應持續推出集科學、實用和易讀于一體的高質量出版產品,引導崇尚科學的社會風尚。其次,在產品類型上,應重視創新化、多樣化呈現。例如,2019年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推出的立體書《大鬧天宮》的市場反響熱烈,該書將故事中的人物、場景、道具進行立體化處理,增強了我國優秀傳統故事的可讀性,而且從形式上將文創產品的研發思路用于出版上,顛覆了傳統圖書的平面化的排版、裝幀,賦予經典文化鮮活的生命力,既可作為閱讀產品、又具有觀賞和收藏價值,有助于引導和激發整個社會創意創新。在多樣化方面,還應充分挖掘出版業在推動知識普及和社會教育方面的功能,在推出如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性、專業性較強的出版產品的同時,也應推出相應的科普性、通俗性讀本和以社交互動為主要特點的富媒體產品,強化出版業在大眾與知識之間的橋梁作用。

2.1.2 推進出版企業平臺化轉型,打造智能化“出版中臺”

媒介平臺化已從趨勢變為現實,出版業要實現對國內市場的深度挖掘,必須走出之前“資源本位”的思維困境,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背景下,對出版業的“中介”功能進行重新思考。從當前通訊技術應用在知識信息傳播的情況來看,5G、AI技術的不斷成熟助推了媒介平臺的智能化發展,使得以“智能+”為特點的復合傳播成為知識和信息傳播的新趨勢。對于出版業而言,其信息中介的優勢正在遭受挑戰,亟須布局基于媒介與營銷渠道的知識傳播,打造智能化“出版中臺”,以鞏固信息和知識傳播智能化趨勢下出版業信息中介的地位。可通過5G和AI技術強化出版發行功能,通過5G技術和新媒介、新產品形態、新發行模式相結合,進一步降低知識傳播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與此同時,在遵循技術倫理基礎上,通過及時精準的用戶識別、洞察與服務,激發高質量內容產品在讀者的知識想象和消費理念形成過程中的引領作用。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積累,目前大多數出版企業在版權合作者資源方面已有較豐富的積淀,然而,面對新媒體環境下用戶信息接觸的“碎片化”特征,缺乏將已有的多領域、多形態資源盤活的能力。因此,需進一步探索建設基于“智能出版中臺”的復合出版模式,在數據洪流中,對碎片化知識做深入研究與加工處理,并將讀者用戶行為進行在線化、數據化、智能化處理,做到在知識信息把關與集散過程中進行知識、人、物之間的智能匹配與關系再造[13]。例如,方正電子研發的“智慧出版解決方案”,將社交、移動、數據分析和云技術應用于知識內容資源管理、加工、生產和發布運營的全鏈條中,能夠有效解決內容結構化、知識關聯建立、多元產品發布、多終端運營等出版企業智能化、平臺化進程中面對的問題,已被多家出版企業采用。

2.1.3 搭建跨界優質資源交流機制,促進出版業跨界創新

國內“大循環”背景下的建立和高效運轉,離不開各類交流機制對優質資源的匯集對接,實現對消費結構、購買力的改善和帶動作用,對于出版業亦如此。書展作為版權交易流通、出版產品展示、創新創意匯集、行業溝通對話的重要平臺,對于盤活國內出版資源、促進出版跨界創新、帶動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各類書展已成為國內許多城市的重要活動,涌現出如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海書展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知名書展,也有諸如南國書香節、成都書展和海南書博會等地方性書展,這類地方性書展貼近當地和區域的知識消費習慣,在挖掘區域出版市場潛力和激活區域閱讀經濟方面有著獨特優勢[14]。然而,隨著互聯網、新媒體和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國內各類書展以出版交易和圖書銷售為主的模式日漸式微。在參展商以往看重的競爭情報、版權交易和顧客以往看重的購買圖書、品牌互動等方面,傳統書展的吸引力和競爭力都日益下降[15]。因此,無論是書展主辦方、出版企業還是政府文化產業管理機構,需要充分利用書展周期性的開展積累的參展資源,主動創新求變,為出版資源與文創、旅游、影視、動漫等多產業提供對接平臺。以海南書博會為例,通過文創市集、海上書房等書展同期活動,實現對各類資源的有效對接,已經形成了一批輻射海南全島項目。例如,中國海洋出版社與三亞崖州科技城就海洋文化主題出版形成了全方位合作關系、“海島兄弟”動漫品牌與海南出版社達成了IP出版合作意向;故宮博物院、故宮出版社與星合地產達成“龍鳳呈祥”文創基地建設意向等。此外,各地應立足于當地文化特色,打造鮮明書展“IP”,形成“各美其美”的書展體系。例如,上海書展每年舉辦的中國傳統文化書籍“七天七堂課”和“書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講座”,使上海書展成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展現當代文化精粹的前沿。南國書香節推出的“嶺南文化系列活動”,以書為媒,結合現場VR體驗、推介和網絡直播帶貨等多種形式,使出版業和旅游業等服務業實現了有效對接,進一步促進了相關優質資源的溝通融合。

2.1.4 提供高質量知識服務,促進出版業態融合發展

知識服務體系建設是出版業開展轉型升級、實現高水平發展的重要方向。可以說,通過多業態并進發展,深挖國內知識市場,實現從滿足知識消費到引領知識消費的轉變,是中國出版業在新的傳播環境、新的發展格局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具體而言,知識服務是出版業在傳統數字出版和信息服務的基礎上,遵循現代服務業的商業模式和運作方式,利用新興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向目標群體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服務[16]。從概念上來看,知識服務轉型有賴于多業態融合,從實際操作來看,通過知識服務促進傳統出版業轉型需要內容生產、平臺、產品、技術等多個環節共同發力。從轉型階段來看,我國傳統出版業向知識服務轉型仍處于探索階段,未來,要立足于內容服務這個核心,通過優化知識服務的產品結構,為目標用戶提供數字圖書館、數據庫、以知識體系為核心的知識庫等產品;還可應用大數據、算法、傳感器、社交媒體等技術輔助洞悉用戶需求和消費習慣,打造知識應用場景,提供個性化知識服務以及問題解決方案;在此基礎上,以全媒體思維為引導,把握媒介融合的大趨勢,運用開放式內容協作生產、知識付費、垂直運營、跨媒體營銷等方式方法,實現平臺服務、場景服務、生態建設多維融合發展。例如,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以平臺服務模式為突破口,籌建中國首個出版行業專業知識服務門戶網站,截至2019年,該站已接入17家專業庫,提供包括知識搜索和關聯檢索、用戶導流、標準支撐、版權保護等多項知識服務內容,并借助大數據工具的開發、區塊鏈版權保護技術等,助力新聞出版知識服務和融合發展。又如,《三聯生活周刊》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移動端產品“中讀”和“知更社區”,發揮傳統出版業對優質內容的精準識別和把握能力,以知識付費模式作為突破,使傳統出版業的作者資源、內容資源通過音視頻課、版權合作、IP衍生開發等途徑實現轉化。

2.2 積極引領“外循環”:構建“走出去”良性生態,推動高質量國際出版交流合作

目前,“中國出版業的國際化已經從相對單純的商品輸出、版權輸出,逐步過渡到圖書版權輸出和更深層次的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融合發展的模式”[17]。“走出去”作為我國出版業重要的國際化戰略,也必須根據當前出版業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發展機遇對出版市場、產品、技術等進行開拓創新,構建良性生態環境,推動高質量的國際出版交流合作,深層次融入國際文化交流、產業交流、市場交流的大循環,更好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貢獻中國的智慧和力量。

2.2.1 著眼“一帶一路”,開拓“走出去”的新藍海市場

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帶來的沖擊仍在持續,我國出版業“走出去”的多個重要目的地以及相關合作受到影響,特別是歐美國家市場遭遇重挫。這反映我國出版“走出去”戰略迫切需要完成從歐美“小世界”走向全球“大舞臺”的轉變。作為備受矚目的國際公共產品及合作平臺,自提出后,我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穩步推進:“2017年,我國面向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版權輸出數量達到近4500項,占我國出版權輸出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18]。依托前期的實踐積累,結合當前的國際形勢,應進一步突出“一帶一路”在我國出版國際化戰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發現、培育新的出版合作方向和市場空間。首先,在路徑方面,實現出版機構“本土化”,鼓勵國內各類出版主體發揮領域、地域優勢和特色,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廠設店”,使出版“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和國家實現差異化、寬領域推進。其次,在策略方面,研判不同國家出版市場的特點和需求,推動“一國一策”差異化路徑的實施。例如,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出版業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主動運用市場化的方式對貿易、版權、機制等合作內容進行相應調節,強化資本和數字化出版合作。對于出版業發展基礎薄弱的國家,可以在尊重其文化、法律、政策的基礎上,在開展基礎設施援助、出版人才培養等合作項目方面尋求突破,為未來市場的培育與合作打下基礎。

2.2.2 促進人類共有價值觀與中國話語相結合,科學理性傳播中國價值

“內容弱勢是中國出版難以進入全球閱讀場的致命傷”[19],這導致許多精心策劃的對外出版項目推出后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沒有實現預期的“出圈”或“爆款”效應。這一問題的出現,不能完全歸咎于意識形態、文化和制度的差異,而應反思內容的策劃、選題與表達。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助推國際出版內容突破地域文化差異,引發海外讀者共鳴,首先要從出版“走出去”內容的策劃入手,以科學和真理為基石,立意高遠,突出大情懷、高道德;在選題上,精選生命至上、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等有溫度、接地氣的題目;在形式和方法上,將中國優秀文化的基因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共性相結合,將中國文化的思想精髓融入現代精神和全球思維,跳出“自說自話”的圈子。隨著“講好中國故事”外宣理念的不斷深化和實踐,出版業通過內容產品來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現已積累了一些有益探索和經驗。例如,2020年4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面向全球發行了《查醫生援鄂日記》英文版。一經推出,就廣受國際市場好評,在短期內多次重印。這本書在內容選題策劃上,以抗疫一線醫生的第一視角,通過日記這種原始和樸實的文字記錄形式,展現出在面對災難、面對危險時普通人表現出來的義不容辭和善良勇敢,為海外讀者了解“現在的中國”提供了窗口,也為全球抗疫提供寶貴的中國經驗。

2.2.3 搶占智能出版高地,實現先進出版技術“走出去”的“彎道超車”

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不僅對提升國內出版業數字化、智能化下達了加速提升的指令,也為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指明了方向。目前,全球數字閱讀市場需求量巨大,面對眾多世界知名出版機構的紛紛進軍,我國的優勢在于依托廣大國內市場和相對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已開發培育出一些成功的產品和相對成熟的應用場景,例如掌閱海外版App、數字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等數字化出版產品,在海外市場均取得了良好反響。這些探索為中國出版“走出去”,實現數字化賽道的“彎道超車”提供了機遇窗口。更重要的是,從當前5G、AI技術在傳媒領域的應用情況來看,“智能出版將成為代表我國出版行業未來發展方向的出版模式”[20]。因此,面對數字化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出版市場,我國出版業還應立足前沿技術,加快打造和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智能出版龍頭企業和拳頭產品,加速智能出版技術和相關產品“走出去”的步伐。例如,加快推動面向出版機構、從業者、經銷商、讀者等多人群的人機協作大數據智能選題技術、大數據智能審稿、出版行業數據智能挖掘預測、智能知識平臺等相關技術、平臺、產品、服務的國際化推廣,特別是在新興市場的布局。從而穩固我國出版業在國際智能出版領域的先發優勢,引領國際出版流程智能化新浪潮。

3 結 語

作為國民經濟中提供知識服務的主要行業,出版業關乎思想文化的傳承、科學知識的傳播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引領,因而總是和時代發展密切相關。“雙循環”作為黨中央對當前發展形勢判斷,也是我國出版業在“十四五”時期突破困難、謀劃布局的重要時代背景和依據。要在構建新格局、推動雙循環中展現更大作為,出版業需要立足國內“大循環”,深化供給側改革,實現全產業鏈創新聯動;積極引領“外循環”,放眼“一帶一路”市場,以智能出版帶動內容和市場的拓展,不斷提升出版“走出去”的實際成效,從而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內激活”和“外引領”,為我國出版業在“十四五”期間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深層次動力。

注 釋

[1]柳斌杰.開拓中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新時代[J].中國出版,2020(22):6

[2]新華網.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EB/OL]. [2020-06-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20-06/15/c_1126115028.htm

[3]新華網.看習近平這幾次重要講話,弄懂“大循環”“雙循環”[EB/OL]. [2020-09-05].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05/c_1126455277.htm

[4]黃群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深刻內涵、時代背景與形成建議[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1):11

[5]新京報.疫情之下書店艱難自救,中宣部發聲支援[EB/OL].[2020-02-25]. 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59518377129639447&wfr=spider&for=pc

[6]新華社.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出版業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謀發展的大數據分析[EB/OL].[2020-05-1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662071094296755&wfr=spider&for=pc

[7]戚德祥,蔣欣悅.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出版走出去的影響及應對策略[J].中國出版,2020(13):23

[8]新華網.疫情過后,知識付費如何保住戰果[EB/OL]. [2020-03-24].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3/24/c_1125757516.htm

[9]劉楓.5G出版業的革新路徑:從知識傳播中介到智能匹配平臺[J].編輯之友,201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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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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