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者群體分布看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影響

2021-06-28 03:47李祥興
出版科學 2021年3期
關鍵詞:延安時期分布影響

李祥興

[摘 要] 從讀者群體的分布考察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影響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重要維度。這一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讀者群體分布十分廣泛,既包括通過直接閱讀出版物的黨員干部、革命的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婦女大眾等,又包括通過黨的宣傳工作者的仔細講解、層層轉達、組織討論乃至廣播傳達等間接途徑閱讀的讀者,還包括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敵方軍民人等、敵偽及敵占區人民、大后方的軍民等其他閱讀對象。透過廣泛分布的讀者群體,不僅可以窺探這一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巨大影響,而且可以為提升當下主流媒介受眾的針對性提供有益借鑒,從而擴大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關鍵詞] 延安時期 主要出版物 讀者群體 分布 影響

[中圖分類號] G23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1) 03-0017-09

[Abstract] It is a practical and important dimension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Yanan period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reade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aders of the main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cluding not only people like Party members,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ordinary people, women, who read the publications directly, but the readers who read the publications in indirect ways like the Partys propagandistscareful explanation, relayed communications, organized discussions and even broadcast , as well as the readers like enemy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the Kuomintang ruled areas and the enemy occupied areas, enemy puppets in enemy occupied areas and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rear. Through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reader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main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is period can be explored and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mainstream media audience can be provided,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 words] Yanan period Main publications Readers Distribution Influence

近年來,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研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與這一時期的重要性相比,學術界關于這一時期出版物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明顯偏少,且多從定性角度出發,鮮有從定量角度進行分析。一般而言,定量角度的出版物影響研究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一是出版物的發行數量;二是出版物的讀者群體分布;三是出版物的輻射范圍;四是高影響力作者的數量等。延安時期的出版物由于出版時間距今較為久遠,當時又在戰爭的動蕩環境之中,每一種出版物的具體發行量已很難考索。因此,從讀者群體的分布來考察延安時期我黨出版物的影響,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重要維度。本文即從影響力的層面出發,主要探討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延安時期中共出版物的閱讀對象是誰?有怎樣的群體性特征?各類型讀者獲取和閱讀我黨出版物的途徑和形式如何?傳播和發行的范圍有多廣?延安時期的出版發行經驗對當今擴大主流媒介的影響力有哪些有益借鑒?

1 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直接讀者

延安時期的出版活動是黨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一時期黨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之中,初步建立起了比較系統的出版發行網絡,使得黨的出版物有相對穩定的訂戶和閱讀者。為了推廣發行我黨的出版物,中央在《中央關于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中強調,“每個支部應有一份《新華日報》,每個同志應盡可能定一份‘新華報,并幫助推銷和發行”[1]。從當時的歷史環境看,直接閱讀黨的出版物的對象,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第一,黨員干部是延安時期中共出版物的首要閱讀對象。干部決定一切。要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目標,沒有一支過硬的干部隊伍是不行的。對黨的建設來說,要建立一個具有獨立性和戰斗力的大黨,也“需要大批的有學問的干部作為骨干”[2]。縱觀抗戰初期干部隊伍的現狀,實際上很難肩負起這一重要的歷史使命。老干部盡管擁有豐富的斗爭經驗,由于在到達延安以前,長期處在戰爭的環境之中,沒有時間和條件參加學習,導致他們的理論水準整體不高。而那些剛參加工作的知識分子干部,缺乏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沒有經過革命實踐的長期鍛煉,能力上則顯得不足。黨的領袖毛澤東看到了這種嚴峻狀況,指出“我們隊伍里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3],并剴切指明,“我們的干部不學習便不能領導工作”[4]。因此,需要迅速加強全黨的干部教育,加強他們自身的學習。學習的途徑無非是兩種,一種是聽教員的講解,另一種是自學。無論哪一種學習都離不開教材或學習材料,尤其是自學則需要更多的教材、參考用書和輔助學習材料。

從當時的情況看,為了配合干部學習的需要,中央編輯出版了大量學習材料,有的公開出版了,有的則為內部發行。這些學習材料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書籍。延安解放社出版了《馬恩叢書》《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等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還編印了中級讀物、補助讀物以及配合這些經典著作學習的叢書,如《抗戰中的中國叢刊》《西北叢書》《文化教育叢書》等。第二類是報刊雜志,黨的報刊雜志上很多重要文章,明確要求干部必須學習。1940年8月中央曾規定,干部策略教育的五種材料中,應包含“黨報及其‘文摘中關于黨的政策的重要文章”[5]。第三類是各類文件的匯編,匯編本涉及四個方面內容:“(1)黨中央的宣言、決議、決定及其他關于策略的指示;(2)中央領導同志的講演、報告和論文;(3)中央宣傳部將要發布的政治情報;(4)當地高級黨部關于策略的指示及策略經驗的總結”[6]。這些材料當初多發表在黨的期刊報紙上,在中央關于干部策略教育的規定中,要求各級組織將這些材料編輯起來,當作干部教育的材料使用。1940年2月2日,中央曾發文給各兵團首長以及各級財經工作同志,要求“各財政經濟機關,應組織特別小組,從事研究與推動,除延安印發部分教材外”[7],其他教材應自行解決。

對于一般黨員的教育,雖然與干部的要求有所不同,但其形式和內容大體差不多,所用的材料大體也相似,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黨的出版物或依據出版物內容進行編輯的材料。由此可見,黨員干部成為黨的出版物的直接閱讀對象。

第二,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重點閱讀對象。要實現抗戰勝利,要在抗戰中打擊投降派、反共派與頑固派,就必須“發展民眾運動,團結一切知識分子,并使知識分子與抗日民眾運動、與抗日游擊戰爭相結合”[8],因為只有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才能形成偉大的抗戰力量,也只有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才能發展革命的文化事業,推動革命的文化運動,并動員千百萬勞苦大眾參與到革命的實踐中來。這是其一。其二,抗戰以來黨的事業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黨已經從一個地方性的組織,開始變成走向全國性的組織,但黨的干部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與偉大的革命事業相比略顯不足,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到黨內參加工作,并將其培養成為黨的事業所需的干部,是形勢所迫,也是形勢所需。正是基于上述認識,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調“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9]。如當時的中原局就準備從上海及蘇北“招收大量的青年職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及半知識分子”,且“只要稍微有點抗日積極性的,一概招來”[10]。正是在黨的各級組織的努力下,一時間大量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加入到黨的各級組織之中,并在各條戰線上廣泛開展工作。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由于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其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有的甚至格格不入。

針對新加入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中存在的這些問題,中央特別指出,“不要畏首畏尾,懼怕反對分子混進來,在學習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遲”[11],提出“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干部,并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12],并強調“對知識分子的工作重心,應當是掌握與教育現有的知識分子”[13]。在這一過程中,轉變其思想,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成為我黨宣傳教育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正如中央指出的,“把知識青年訓練成無產階級的戰士,或同情者,把他們訓練成八路軍的干部,確是一個艱苦的工作”,“應努力轉變他們的思想”[14]。而要實現其思想的根本轉變,最主要的是要加強對其進行教育訓練。知識分子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在領悟學習尤其是在自學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前提必須有足夠的適宜的可供其自我學習、自我教育的書報刊出版物。因此,毛澤東強調:“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15], 中央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以及地域上有獨立的區黨委,可以辦一種政治報紙”,“主要讀者對象為區級以上的干部,小學教員與一般知識分子”[16]。此外,這些機關還可以“辦一種政治雜志(月刊)”,“其讀者對象與上相同”[17]。

第三,普通民眾是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基本閱讀對象。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車輪向前的動力源泉。這就是說,要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必須將蘊藏在民眾中的偉大力量挖掘出來。要實現這一偉大的政治動員任務,對于宣傳戰線來說就是要做到“宣傳黨的馬列主義的理論,黨的綱領與主張,黨的戰略與策略,在思想意識上動員全民族與全國人民”[18]。而要實現宣傳教育這一偉大目標,就必須尋找到合適的條件和途徑,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就是依靠黨的出版物,因為“報紙、刊物、書籍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銳利的武器”[19]。為此,當時的中宣部要求黨的各級組織要善于運用黨的出版物這一有效武器,強調“辦報,辦刊物、出書籍應當成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務”[20],并“動員報紙、刊物、學校”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全國民眾作廣大宣傳鼓動”[21]。

為使黨的出版物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對民眾教育的功能,中央提出加強出版針對性,明確其分工要求,并對“分工不明確,彼此重復,數量多而質量差”的現象提出批評,強調要加強對報刊雜志等出版物的管理,努力提高和“改進黨的和黨領導下的報紙雜志工作”[22]。正如中央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中指出的:“各地方黨部應當對自己的報紙加以極大注意,尤應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23]。要求各地的黨報在文字上做到“通俗簡潔”,“不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眾也可以看”[24]。還要求各根據地出版一種具有社會啟蒙性質和作用的通俗報紙,并明確其“讀者對象是廣大的群眾和普通黨員”,使其擔負起“政治的、社會的、科學的和大眾文化的有計劃的啟蒙任務”[25]。中央明確提出只要群眾能讀得懂的公開出版物,都應讓群眾閱讀。如《評〈中國之命運〉》一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后,中央立即通過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向各地廣播,并要求各地在收到該文后,“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干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26]。

第四,婦女大眾是延安時期中共出版物的又一重要閱讀對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婦女長期處于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政治上沒有權利,經濟上不能自主,社會上沒有地位。抗戰爆發后,中國的許多婦女從傳統家庭走出來,在“慰勞救濟、努力生產、戰地服務、救濟難民、保育兒童等”[27]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然而,這與奪取偉大抗戰的勝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與建設一個嶄新中國的要求相距甚遠,仍然是“整個抗戰中比較薄弱的一個環節”[28]。要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實現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任,有賴于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更需要與男同胞在數量上并駕齊驅的婦女同胞的努力。

而要完成如此偉大的動員婦女的任務,必須有專門的針對婦女發行的刊物。這是因為:第一,在私有制條件下,婦女受著數層的壓迫與束縛,要實現自身解放,除了需要一般的理論指導外,還需要關于婦女這一特殊群體的解放理論。專門的針對婦女解放的刊物,就顯得十分必要。換句話說,婦女要實現自身的解放,必須拿起屬于婦女自身解放的文化武器。第二,抗戰以來,婦女解放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相得益彰,相互促進。與此同時,婦女解放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由兩三種增加到五十七種”[29]。但是,在這些刊物中,只有《中國婦女》和《婦女之路》由我黨領導。總體看起來,我黨領導的婦女刊物比例較低,與黨肩負的領導婦女解放的重任相比還遠遠不夠。第三,專門的婦女刊物可以為婦女工作提供專業的交流平臺。婦女工作者為了改進工作,提高婦女工作的質量和效率,不僅要從一般的期刊雜志上學習婦女解放的理論,更需要專門傳播婦女工作理論、交流婦女工作信息、交換婦女工作經驗的專門期刊雜志。正是基于婦女解放運動的特殊性,中央強調,“能出專門婦女運動刊物的地方應該出版專門的婦女刊物”,并“認真注意《中國婦女》及《新華日報》的副刊《婦女之路》的發行推銷和轉載翻印工作” [30]。與此同時,中央還要求其他刊物積極刊載有關婦女工作問題的論文和材料,強調“各級黨委必須注意使各地方黨、政、軍、民的各種報紙雜志經常刊載婦女問題的論文和材料”[31],以擴大婦女運動的宣傳。這些刊物自然也成為中國婦女及婦運工作者的閱讀對象。

2 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間接讀者

這一時期中共的主要出版物,除了上述直接閱讀對象之外,還有一些間接的閱讀對象,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是沒有直接閱讀能力,通過聽他人講解來間接閱讀的讀者。眾所周知,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是文盲或半文盲,黨的很多干部尤其是不識字的老干部難以直接閱讀黨的出版物。而在通訊事業不發達、交通條件又不好,同時各解放區之間又處于分割狀態的情況下,黨的出版物便顯得異常重要。它是推動工作的重要工具和載體,黨的許多方針政策以及指示便依靠出版物來傳達,許多工作經驗也是通過報刊雜志來交流。從一定程度上說,不閱讀黨的出版物,就難以開展工作。為解決這一難題,黨主要通過讀報組或學習小組等集體形式來學習研究黨的出版物。如當時黨在給各地的民革室的指示中指出,民革室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讀報和討論報紙上提出的問題”,“每天讀報,讀報的人要事先準備好讀什么,用哪些圖表,提出什么問題來討論(注意聯系到當前任務)” [32]。此外,還有一些讀者雖然也能閱讀黨的出版物,但是對于一些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還是難以透徹領悟。為了幫助他們,中央要求“宣傳部組織宣傳委員會,經常討論與檢閱宣傳教育工作的內容與方法,正確的(地)解釋中央與上級黨部的決定與指示” [33]。

第二種是沒辦法直接閱讀原書報刊,只有通過翻印或節選的出版物來閱讀的讀者。抗戰初期,延安的出版物在黨的努力下,尚可在國統區出版發行。但是,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尤其是在1940年以后,國民黨開始加強對陜甘寧邊區和其他解放區的封鎖,包括出版物在內的所有物資都難以運進運出。再加上各革命根據地在這時已是處于被敵頑分割包圍狀態,延安的報刊無法直接送達其他根據地。如《解放》周刊原本可以在南京、上海、武漢、平津等地公開發行,進入相持階段后,“卻到處被查禁售,到處被郵局檢查員扣留,不特此也,因手執一冊《解放》而橫遭拘押之事,在蘇州屢見不鮮” [34]。為解決各根據地學習工作的需要,中央發文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省委,應用各種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區黨委與省黨委力求設立鉛字機)以出版地方報紙,翻印中央黨報及書籍小冊子”[35]。這里的中央黨報及書籍小冊子,主要指的是延安的出版物,即通過翻印延安的出版物,以解決延安出版物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而閱讀這些翻印出版物的對象,實際上是間接閱讀的讀者。

第三種不是通過直接閱讀,而是通過層層轉達的方式來知曉出版物內容的讀者。有些出版物雖然是公開出版發行的,但受其內容上的限制,只能供給一定層級的黨員干部閱讀,其他的黨員干部,更多的是通過口頭形式進行傳達,以保證黨的機密。如黨的許多策略教育材料,包含許多公開的出版物,須經“黨的領導同志或黨的領導機關在集體研究后”,“分別的召開負責干部會議和普通干部會議作報告”,然后“經他們傳達于普通黨員中去” [36]。在某些秘密環境下,有些材料不宜直接公開,必須經個人研究和“有直接工作關系的干部間集體研究”后,再由“當地高級的領導機關”,“負責選擇材料并將他們綜合起來”傳達給干部,供給研究使用,并在“不妨礙秘密原則的條件下,供給他們以策略材料” [37]。在具體的斗爭環境中,必然會有一些材料一時難以找到。為此,中央特別叮囑“可先將找到者閱讀,或由組長就能記憶者作報告” [38]。實際上,這些策略材料本身已經過選擇或加工了,與原材料雖在精神上一致,但已屬于二手材料。

第四種是通過廣播傳達,各地收聽并予以轉載刊登而閱讀的讀者。為了解決中共主要出版物難以及時到達陜甘寧邊區以外的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中央著手建立了專門的黨務廣播以“幫助地方了解整個政治動向,掌握黨的政策,交換各地工作經驗,推廣黨內教育” [39]。在實踐的基礎上,中央不斷擴大接收廣播的范圍,以便使更多的我黨出版物通過廣播傳播出去。而各地在接收到廣播傳送的文稿時,“須選擇其與黨政軍民學各部門工作有關者,立即抄發各部門”,“一般的可作為黨的內部文件或材料在黨內刊物上發表”,“沒有黨內刊物的地方,可單獨印發” [40]。如中央為紀念抗戰六周年,曾要求“各戰略根據地負責同志均作文章”,并“經新華社電臺發總社,經中央審定后統一廣播發布” [41]。再比如,《解放日報》發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中央要求“新華社全文廣播” [42]。

第五是通過廣泛討論而受中共主要出版物影響的間接讀者。對于一些重要的并且影響較大的文章,為發揮其教育作用,黨要求各地廣泛深入地進行討論,形成輿論場,從而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受這種輿論影響的受眾,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間接的閱讀者。如1946年《解放日報》發表的《七個月總結》和《粉碎蔣介石進攻》兩篇社論,中央隨即要求各地“組織廣泛討論”,并將“報紙、雜志、廣播、劇團等動員起來進行宣傳” [43]。《解放日報》的社論《論戰局》一文,也曾“在黨內、軍隊內” [44]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3 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其他讀者

除了上述直接或間接的閱讀對象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讀者,他們是黨為擴大宣傳,運用各種手段向其投送出版物,或是對方為了研究我方情況而主動進行閱讀的,其基本情況大致如下。

第一種是敵方軍民人等。如在抗戰時期,黨曾大力向日本軍民擴大宣傳攻勢,意圖在日方軍民中形成反戰情緒,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為此,中央曾要求各地方、各部門抓住時機,“在前線,在敵占區,用一切文字和口頭的方法,用在華日本愛國者或反戰同盟或其他各種名義,向日本國內人民、在華日人和日本士兵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反戰宣傳,著重說明日本軍閥和政府現在所采取的冒險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 [45]。為了提高宣傳效果,要求宣傳品“應從普遍對象轉到特殊對象,分別新兵與老兵,分別知識分子與工農分子,分別常駐的與新調來的” [46],有針對性地展開宣傳。

第二種是敵偽及敵占區人民。抗戰時期敵偽及敵占區的那些內心憎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眾,是我黨統戰工作的重要爭取對象。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面臨兩面作戰的困境,其地位越發孤立與險惡,這對于敵占區的同胞是一個鼓舞,也是爭取敵偽及敵戰區民眾的一個重要機會。在此情況下,中央作出決定,要求各地“用有效方法,向敵偽及敵占區人民普遍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廣泛說明日本必敗中英美必勝的前途,號召敵占區人民對于這個戰爭不作任何人力物力的負擔;宣傳這個戰爭對敵國軍隊人民都是不利的” [47],并指出“各抗日根據地應多出版對淪陷區人民宣傳的報紙、刊物、小冊子” [48]等。在具體的宣傳方法上,強調“用特刊,用日本與中英美人口資源武器的統計表,用小冊子等形式,在敵占區廣為散布,以打破敵之欺騙與蒙蔽” [49]。

第三種是大后方的軍民。在中共的主要出版物由于種種原因無法在大后方公開發行的情況下,擇取某些重要的文章采用秘密的形式在國統區發行是這一時期出版物發行的一個重要策略。如《解放日報》曾經發表過《評〈中國之命運〉》一文,中央將此文通過廣播發放到各地,并要求各地翻印發行,尤其要求南方局“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并特別強調“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 [50],以借此擴大宣傳。有些特別重要的文章,不僅要在國統區宣傳,而且要在國外廣泛宣傳。如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央曾要求“港滬兩地收全后應力爭在國內外報紙雜志全文發表或用其他種形式發表,重要部分同時要印中英文單行本向國內外廣為散發和郵寄” [51]。

此外,還有一些刊物盡管不是黨主動宣傳的,但是敵方為了研究我方的相關情況,而主動加以研究閱讀的,對“我黨和我黨領袖人物的言論、文獻”比較熟悉,“國民黨中有些頗注意研究我們這方面” [52]。這些閱讀對象也是間接讀者。

4 延安經驗對于提升當今主流媒介影響力的啟示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讀者群體分布極其廣泛,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這是黨在出版、發行和閱讀推廣上創新各種形式和途徑的結果,也是黨的出版物影響力超強的明證。當今中國處在全新的媒體生態環境之下,如何拓展以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流媒介的覆蓋面,爭取更多受眾,從而擴大主流價值觀的影響,是擺在我黨面前的現實問題。延安時期的許多寶貴歷史經驗依然有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加強媒介的針對性,擴大其覆蓋面。延安時期中共的主要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廣泛分布的讀者群體,并能產生如此強大的輻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出版物的針對性比較強,適應了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群眾團體的報刊、面向基層群眾的報刊,構成了層次多樣的出版物網絡,幾乎做到社會各個群體全覆蓋,從而滿足不同群體閱讀的需求。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我們的闡述自然要取決于闡述的對象”[53]。在當下,要擴大以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流媒介的影響力,就必須高度關注社會各階層發展的新情況,在“加強對個人信息的整合和管理”方面下功夫,尤其要關注受眾的“個性化需求”[54],同時兼顧“不同受眾群體的心理特點和接受習慣”[55],尋求受眾群體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增強媒介的投送能力,提升其影響力。延安時期中共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讀者群體,并能產生如此強大的輻射影響,又一重要原因在于黨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將出版物投送出去,增強了刊物的覆蓋范圍,以滿足不同環境下不同讀者群體對出版物的閱讀需求。在當下,要擴大以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影響,就必須善于將傳統媒體和新興媒介融合起來形成融媒體的格局,增強傳統媒介的傳播力和生命力,尤其是“要主動借助新媒體傳播優勢,完善運用體制機制,打通并用好同群眾信息交流的新渠道”[56],以提升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要媒介影響。

第三,培育媒介的新受眾,增強其影響的持續性。延安時期中共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讀者群體,并能產生如此強大的輻射影響,第三個重要原因在于立足革命根據地內黨員干部、革命的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婦女大眾等基本受眾群體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出版物的新閱讀群體,同時不斷擴大國統區和淪陷區的讀者群體,努力擴大刊物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在當下,要擴大以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影響,就必須注重積極培育新的受眾。為此,“應向社會各層次的人群,發展讀者,提高發行量”,尤其要善于在順應“數字化的潮流,提高自身的點擊量”方面下功夫[57],使以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持續擴大,使更多的各個層次的群眾成為新的受眾。

第四,加強編者與讀者互動,增強其內容的吸引力。延安時期中共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讀者群體,并對讀者能產生如此強大影響,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非常重視編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互動,并在這種雙向互動中發現讀者需求,為出版物的持續改進提供方向。在當下,要增強以黨報黨刊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吸引力,必須“倡導深入讀者、了解讀者、貼近讀者、服務讀者的工作作風”[58],尤其要善于“將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設置為互動話題”[59]。為此,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平臺的便利增強編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溝通,并借助大數據分析工具及時掌握解讀者的需求動態,將其作為報刊媒介發展導向的一個重要依據。

注 釋

[1]中央關于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J].解放,1938,2(36):21

[2][3][4]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52,51,52

[5][6][36][37]中央宣傳部關于加強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151,151,151,152

[7]中央、軍委關于培養財經人員理論知識和技能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125

[8]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N].新中華報,1940-02-14

[9]大量吸收知識分子[M]//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9

[10]中央關于開辦學校大量招收青年職工和知識分子給中原局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200

[11][15]論政策[M]//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8,768

[12]論聯合政府[M]//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2-1083

[13]總政治部關于部隊中知識分子干部問題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457

[14]中央軍委關于抗大工作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66

[16][17][22][25]中央宣傳部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志的指示[J].共產黨人,1941,2(19):17,17,17,18

[18][19][20]中央宣傳部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J].共產黨人,1941,2(19):23,30,30

[21]論新階段[M]//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605

[23][24]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N].解放日報,1942-04-01

[26]中央宣傳部關于廣泛印發《中國之命運》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521

[27][28]發刊詞[J].中國婦女,1939,1(1):2,2

[29]周俊.論專門出版婦女刊物問題[J].中國婦女,1941,2(10):41

[30][31]中共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委的指示[J].中國婦女,1941,2(10):5,5

[32]陸定一.目前宣傳工作中的四個問題[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41

[33][35]中央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46,46

[34]本刊的被扣[J].解放,1937,1(11):3

[38]中央學習組關于各地高級學習組學習內容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293

[39][40]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關于黨務廣播條例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359,360

[41]中央書記處關于紀念抗戰六周年宣傳工作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503

[42]中央宣傳部由與總政治部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504

[43]中央宣傳部關于廣泛討論《解放日報》兩篇社論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632

[44]中央宣傳部關于組織討論《解放日報》社論《論戰局》一文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644

[45]中央、軍委關于向日本軍民進行反戰宣傳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294

[46][47][49]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對敵偽及敵占區人民的宣傳與工作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306,306,306

[48]中央宣傳部關于反敵偽宣傳工作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211

[50]中央宣傳部關于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521

[51]中央關于宣傳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674

[52]中央宣傳部關于展開對國民黨宣傳戰的指示[M]//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225

[53]神圣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馬克思主義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54]朱嘉蕊,劉錦宏,李弘.面向讀者的云出版服務模式研究[J].出版科學,2014,22(3):84

[55]郭理.分眾:馬克思主義“化”大眾的當代進路[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9(4):386

[56]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428

[57]沈丹,張福穎.試論期刊評價中讀者的缺位[J].出版科學,2014,22(2):68

[58]劉藝.對“以讀者為中心”出版理念的辯證思考:兼談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版導向的重要性[J].出版科學,2009,17(2):68

[59]劉先春,楊志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選擇[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38(6):635

(收稿日期: 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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