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出版評論實踐的百年回顧與思考

2021-06-28 03:47范軍曾建輝
出版科學 2021年3期
關鍵詞:歷程中國共產黨

范軍 曾建輝

編者按: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至今的百年間,我國出版業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既高度重視出版事業的發展,又充分注意利用包括出版評論在內的各種手段和工具引領出版活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本刊特約刊發兩篇文章,一篇《中國共產黨出版評論實踐的百年回顧與思考》,旨在回顧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出版評論的曲折發展及其特點,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當下出版評論的開展以及出版事業的建設提供借鑒;另一篇《從讀者群體分布看延安時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影響》,主要透過廣泛分布的讀者群體,窺探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出版物的巨大影響,為提升當下主流媒介受眾的針對性提供有益借鑒,使出版業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改革與發展的偉大進程。

[摘 要] 出版評論是評論主體按照個人的體驗和理解,根據一定標準,對出版現象進行說明、解釋、判斷的一種傳播行為和研究活動。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至今的百年間,既高度重視出版事業的發展,又充分注意利用包括出版評論在內的各種手段和工具引領出版活動。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出版評論在曲折中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其歷史的經驗教訓無論對于當下出版評論的開展,還是出版事業的建設,都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 出版評論 歷程 紅色出版

[中圖分類號] G23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1) 03-0005-12

[Abstract] Publishing review is a kind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and research activity in which the subject of review explains, explains and judges the publishing phenomenon by adopt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certain standard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not on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dustry, but also paid full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various means and tools including publishing review to guide publishing activities. In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ublishing re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making headway amid twists and turns and show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publishing revie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shing review Evolution Red publishing

人類自進入文字和印刷文明時代以來,出版就列居社會信息傳播活動的核心位置,是知識傳播、思想宣傳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工具。出版評論伴隨著出版活動誕生并隨之發展成熟,是評論主體按照個人的體驗和理解,根據一定標準,對出版現象進行說明、解釋、判斷的一種傳播行為和研究活動。它從出版事實出發,對其進行闡述和分析,發掘其出版的價值與意義,進而發揮引導出版實踐、監督出版運行、探尋出版規律、提升出版品位和構建出版文化等積極作用。

自1921年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極為重視出版工作,創辦了《共產黨》《向導》等多種報刊和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等多家出版機構。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還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都與時俱進地推動出版事業發展。黨還在深刻把握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黨的中心任務,結合出版工作實際情況,不斷通過出版評論的方式加強和引導、規范出版工作。縱觀中國共產黨人出版評論的百年歷程,透視那些時代特征鮮明、新鮮靈活的文本素材與實踐解釋,不難發現出版評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時代語境下有著不同的主旨焦點,政治價值、商業邏輯、文本特性交織糾結,呈現出一條清晰的從組織機器到制度規制再到融合拓展的發展脈絡和演變軌跡。所以從歷時性維度來梳理、總結和把握中國共產黨出版評論的百年發展歷程,總結其實踐經驗,探尋其演進規律,為黨領導下的建設社會主義出版強國提供有益啟示和支撐,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1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評論的工具定位與斗爭敘事

出版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紐帶和平臺。在五四新文化風潮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大多有著豐富的編輯出版工作經驗,這些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繼承梁啟超、嚴復、孫中山等“開智新民”的主張,認為出版與文化普及、與國家強盛、民族獨立有密切關系,書報刊等出版物有利于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新文明,有利于喚醒千年封建專制禁錮下的民眾。另一方面,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陳獨秀的《新青年》、毛澤東的《湘江評論》、周恩來的《覺悟》、惲代英主編的《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等都成為新思想的重要宣傳陣地和活動處所。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就誕生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編輯部里。更重要的是,當時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與共產國際對早期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很多實質性的幫助,尤其是在報刊出版方面,“一是為中國報刊提供了直接來自蘇俄的消息,使中國民眾更多地了解了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的情況;二是為中共發起組織的刊物提供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宣傳資料,對于未來的中共走上列寧式政黨的發展道路起到了作用;三是指導了中共早期報刊的出版以及為中共發起組織的刊物提供出版資金”[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出版自由理論、社會主義出版的制度設計以及蘇聯共產黨出版的具體實踐經驗迅速傳入中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人一開始就對出版工作的目標和任務有著深刻的認知和理解,自覺地將報刊作為黨不可缺少的“機關”,將辦報創刊和編輯出版先進書籍當做開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武器。一些紅色報刊的發刊詞和編者之語,其實就是特殊形式的出版評論。鄧中夏在《先驅》甫一問世就告訴讀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第一任務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努力喚醒國民的自覺,打破因襲、奴性、偷惰和依賴的習慣而代之以反抗的創造的精神”。此外,“還要介紹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成績和失敗之點,以供我們運動的參考”[2]。高君宇指出《向導》周報“是領導中國被壓迫的人民爭到他們的利益的,是要打倒軍閥的”[3],反對陳炯明對刊物的壓迫和摧殘,號召民眾團結起來打倒反動軍閥。李達強調自己所辦刊物與其他普通刊物不同,不是“文字的雜貨鋪”,是“有一定主張,有一定宗旨的”,“國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國主義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學藝術及其他學問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等等問題,本刊必有一種根本的研究和具體的主張貢獻出來”[4]。當時還在法國的周恩來創辦《赤光》半月刊,指明出版刊物的新使命是“誠懇而忠實地給大家指示出救國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轉彎拐角遷拘而不可能的途徑”,最終實現“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5]的目標。毛澤東也直截了當地指出《政治周報》的發刊理由,“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向反革命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6]。

大革命失敗后,國內階級矛盾和斗爭更加激化。1930年,黨在《紅旗日報》明確“在現在階級社會里,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7],首次提出“工具論”的黨報出版價值觀,并進而提出要做“鼓動刊物”,“性質是指導革命斗爭……并且是代表黨的正式的指導”,“刊物上之最基本言論,成為實現策略指導之基本材料”[8]。1933年在紀念《紅色中華》出版百期的系列評論文章中,對黨領導下的黨報出版工作的任務、成績、不足進行了全面總結,明確以《紅色中華》為代表的黨的出版物是“發展與鞏固蘇維埃的最尖銳的武器”,“應成為中共和蘇維埃中央的每一個戰斗號召首先響應者,最積極努力的宣傳者與組織者!成為全國革命運動的宣傳者與組織者”[9]!提出要加大印刷出版工作的力度,健全通訊網,擴大發行網,建立代售處,“蘇維埃的斗爭,不能關起門來,要傳播到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要傳播給全世界無產階級,有系統的以文字來記載蘇維埃的斗爭,是必要的”[10]。也正因如此,黨和蘇維埃政府建立起中央出版局、中華蘇維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編審出版科、中央軍事委員會出版局等多個圖書出版機構,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出版運行體制,大大促進了工農革命思想的傳播與覆蓋,“群眾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心理,對黨發生很大興趣,黨的出版物都能很快地被群眾全部買光”[11],有力地配合與支援了蘇區的革命斗爭。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出版事業逐漸走向繁盛時期。在嚴酷的對敵戰爭中,出版始終是軍事斗爭之外的另一條重要戰線,出版工作就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出版物就是戰斗的子彈。“我們要把筆尖化作一柄長劍,對準敵人的胸膛”,“它不僅應該是一面反映活生生的現實的鏡子,一支軍號,一通戰鼓,而且要作為勝利而呼嘯的勇敢活潑的,在暴風雨的海洋上面強健的翱翔的海燕”[12]。這篇文章將《抗敵報》副刊《海燕》的出版形容為“長劍”“軍號”“戰鼓”,要準確地擊中敵人胸膛,熱情地謳歌了黨領導下的出版事業頑強的斗爭精神。無獨有偶,在《邊區文化》的創刊詞中也開門見山,針對敵人所謂的“統一文化”,表明“文化的斗爭是萬不可忽視或稍為輕視的”,“文化本身便是戰斗的,它從開始便戰斗,而且會繼續戰斗下去”[13]。這里的文化主體自然主要是指黨領導下的根據地出版事業。延安時期負責新聞出版工作的博古不僅親自辦報辦刊做出版,而且十分注重用新聞出版評論來引導工作,強化新聞出版的黨性原則。他先后在1941年、1944年發表了《黨報工作者對黨報重要性的認識》《黨報記者要注意些什么問題》等重要評論文章。鄧拓在論及黨報出版時也指出“使報紙真正成為人民大眾最實際、最生動的教科書和人民大眾自己生活與斗爭不可缺少的武器”[14],這些提法和觀點不僅是黨報工作的指南,更是黨的出版工作的基本內容和原則綱領。那么,該如何發揮出版工作的戰斗作用,黨中央作了具體而細致的部署與安排,不同的地域和條件有各種不同的做法與措施,“(一)敵后—書報可用油印,設立流動書店小規模圖書館;(二)上海、香港—環境變動,一時好,一時壞,文化工作應適合這種環境,刺激太大的書可避免出,過去出了的許多歷史小冊子現在不宜出,雖然有許多書可出,但是不要太超過可能的范圍;(三)接近后方的戰區—可把書報輸送去;(四)后方—大家都集中于此,政治摩擦、思想斗爭、營業上的競爭、往往在后方特甚。我們應力避摩擦。不要求得一時的痛快,要在實際上努力;(五)進步區—在進步的地方,工作也許可多做一些,但也要有適當的計劃。總之,要分權,但也要集中,在環境較好的地方也不要太大意,不必要的書也不要出”[15]。

因為出版事業自誕生起就面臨著嚴酷的敵我矛盾,中國共產黨也毫不避諱地表明它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極其重要的手段與工具,而且他們也長期處于放下油墨紙,就拿起沖鋒槍的一邊出版、一邊戰斗的狀態中,所以革命斗爭敘事就自然成為他們撰寫的出版評論的一種主題呈現方式和話語選擇策略。具體而言,在黨內以“批評—建構”為目標,促進出版工作的改善、協調、統一、規范與進步。如負責解放區新華書店發行工作的臧劍秋發現“由于我們編輯印刷和發行三者之間尚缺乏統一的領導,因此往往發生彼此不相協調的現象,從而障礙了彼此各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同時浪費和損失了許多人力物力”,提出為了更好地完成黨的出版發行任務,必須“迅速著手建立和充實各根據地的印刷廠”,并且“使每個出版發行工作部門中同志深切認識到為黨做出版發行工作是極重要的責任和光榮任務”,“實踐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寧肯少一師的軍隊,不可沒有一個印刷廠這句話的意旨,以重視我們的印刷事業”[16]。齊加也直言不諱,批評解放區出版工作浪費與雜亂,導致“一方面廣大群眾感覺到文化食糧的恐慌,另一方面,不少創作、刊物、小冊子,無法出版”,建議成立“國家出版局”作為統籌出版機構,統一出版發行各類出版物,“發展文化供應工作,把文化食糧輸送到軍隊中、鄉村中、工廠中去”[17]。而在黨外則執行“揭露—動員”之方針,在揭露敵人壓制出版的丑惡行徑的基礎上,表達主張、輸出觀念,達到動員發動群眾的宣傳目標。茅盾譴責國民黨出版管理機構印刷平價紙分配不公,巧立名目,制造黑市的違法行徑,造成“占分配量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官辦機構,所印的大量書刊卻堆積在棧房里大飽其蠹魚。反法西斯、反封建、進步的民主的著作無法出版,即能出版,運銷時被扣被擱壓的痛苦一言難盡”[18],聯合重慶二十九家出版機構提出四項緊急要求重振進步出版事業。胡繩批評國民黨的刊物審查制度“對于出版業,對于中國文化事業所造的罪孽不可勝計”,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反動制度的實質就是“阻遏民氣發揚、妨礙出版自由”[19],《新華日報》社論在逐條分析國民黨政府種種不合理的出版法規后,得出結論,“這個所謂的‘法,經過了中國人民的批準沒有呢?沒有!中國人民從來沒有統一這些嘴上的封條、身上的鎖鏈!中國人民從來就是反對這些非法的‘法”[20],認為僅僅對《出版法》進行修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徹底地打碎這種鉗制言論的法西斯式的出版法。

毛澤東曾強調革命戰爭年代有“文武兩個戰線”,也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作為文化戰線一部分的出版工作其黨性、階級性,以及隨之相伴的斗爭性、工具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出版作為一種組織的機器,出版活動作為革命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出版評論的工具定位決定了其政治屬性與使命任務,銘刻著鮮明的黨性烙印,有著濃厚的階級革命的斗爭敘事和話語表達特征,體現出革命黨的文化特色。當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同階段,隨著革命的對象、斗爭的目標之變化,出版評論所體現的斗爭策略、斗爭方式也會有所調整。

2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出版評論的秩序初立與政治極化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版評論工作成為繁榮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和政府予以高度重視,大力提倡。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就主持編輯《圖書評論》,并在《人民日報》專欄刊登,出版總署還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全國其他地區的圖書批評工作也應該及時展開,以加強與群眾聯系及建立有益于人民出版事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工作。繼而又在向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說:“提高出版物的質量,基本的辦法是扶助認真負責的出版家,鼓勵優良出版物,發動群眾性的批評”[21]。于是,關于圖書以及出版工作的評論文章大量涌現,《大公報》《長江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大眾日報》《東北日報》《新華日報》和《南方日報》等報紙,《中國青年》《科學普及通訊》《人民教育》《翻譯通報》《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刊物都創設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出版專欄或副刊。1951年初《人民日報》的《圖書評論》欄目還專門轉載兩篇介紹蘇聯圖書評論和書刊批評的文章,并配發“編者按”,強調“圖書評論應該有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與戰斗精神,書刊評介不應該只限于書刊的敘述與注釋,它應該及時地反映讀者中所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必須以高度負責的精神來完成自己的任務”[22]。

同一年的3月21日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首次提出“出版評論”這一名稱,聯合發出《關于全國報紙期刊均應建立書報評論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報紙期刊上經常發表對各種出版物(包括書籍、期刊、報紙、美術出版物、掛圖等)的批評、介紹和有評論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工作。但是在大多數的報紙、期刊上還沒有經常發表出版的評論。許多好的出版物,好的報刊文字,好的編輯出版方法,因為沒有得到推薦,以致沒沒(默默)無聞,不能廣泛地流行;也有許多不好的出版物、不好的報刊文字、不好的編輯出版方法,沒有受到適當的批評,以致其中或大或小的錯誤沒有引起作者、編輯者、出版者、發行者和讀者的注意。這就使讀者失去了應有的指導,也使出版工作失去了應有的監督”[23]。因此,必須加強“報紙期刊上的書報評論工作”。全國各種報紙、期刊“都應當根據具體的需要和可能,增設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書報評論(或圖書評論、出版評論、報紙述評等)一欄或一種專刊,刊載有關出版物的評論和消息”;重要報刊的編輯部,還應有專人或專家“經常地擔任出版評論工作”。這個《指示》發布后的第三天,《人民日報》發表《書報評論是領導出版工作和報紙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的社論,闡述評論對于提高出版物質量、引導出版物方向的重要意義,并就進一步部署相關工作提出了建議。此后數年,包括1954年11月出版總署結束工作之后的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依舊高度重視出版評論,1955年還專門創辦出版讀書類刊物—《讀書月報》,總結出版經驗,批評不良現象,貫徹出版方針,指引出版道路。這些舉措制度的頒布施行充分表明黨中央對出版評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清醒認知,出版評論被整合納入整個國家的文化出版事業體系當中,改變了之前分散、零亂、無序的狀況,成為有領導、有組織、有政策、有部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陣地。

需要指出的是,出版評論作為一種現實性較強的文體,它的發展和繁榮與當時的出版生態有著密切聯系。時代更替,新國肇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出版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有的私營、民營出版機構通過嚴格鑒別分類,采取沒收、關停、改造、公私合營等方式區別處理,與黨原來掌握的出版社一起逐步成為專門從事編輯出版、印刷發行業務的國有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一部分,接受國家出版機關的統一管理。另外,新華書店改為國營的書刊發行機構,不再經營出版業務,形成較為齊整的從中央到縣級的發行系統,出版物的傳播范圍和覆蓋區域達到空前的程度。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出版事業性質和結構的劇烈變化與調整,新舊出版觀念的碰撞與糾結、出版工作流程的含混與凌亂、出版制度的缺失與無序,體現出那個激蕩時代里新中國出版事業“雜亂的繁榮”。可以說,“萬象更新,問題龐雜”的出版生態是催生這一時期類型多樣、豐富多彩的出版評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于是,在這種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制度保障以及國家集中統一的號召和動員之下,出版評論蓬勃發展,繁盛一時,內容涵蓋了出版物、出版人、出版制度、出版事件、出版現象、出版趨勢等方方面面。有的重在論述、闡釋某一出版思想、出版主張、出版事件的價值意義或依據緣由。如《為什么書籍又缺又濫》聚焦于某些書籍供不應求,某些書籍有銷路阻塞,大量積壓的矛盾現象,在細致剖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針對性解決方案;《怎樣削減書價?》對讀者反映書價過高的問題進行解讀,從原因到影響再到解決對策作了全面的分析闡釋;《關于期刊工作的方向問題》強調期刊出版堅持正確方向的意義,指明辦刊方向的缺失會造成的消極影響。有的重在對出版言論、出版現象、出版工作的性質、得失、利弊、正誤進行判斷與評價。如《談當前的出版工作》對1950年上半年的出版工作做了回顧與評判,進步是主流,但編輯、出版、發行種種方面,缺點依然很多;《校對工作與編著工作的關系》將蘇聯與我國的編輯出版制度進行對比,承認蘇聯辦法的優勢,主張出版界要向蘇聯學習并結合自身特色、減少書籍錯誤;《報刊發行工作中的重大變革》贊同私人閱讀報刊一律自費訂閱制度的施行,認為這項措施是適時的、正確的,不僅將大大節省國家開支,并且將使報刊的發行更加合理化,對報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也一定會起到督促改進的作用。有的重在表明立場、態度,并有勸誡、使令意味,意圖讓讀者接受觀念、改變行為。如《反對濫印文集》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存在舊社會濫編濫印文集的壞風氣,認為出文集并不是壞事,但必須出有分量、有意義的文集。隨便找一些對今天沒有現實意義的舊東西來浪費紙張,這是一種惡劣的作風,應當受到批評和反對;《努力滿足農民對通俗讀物的要求》提出書籍報刊的出版和發行遠遠落后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際,遠遠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要求,強調滿足農民對通俗讀物的需要,是當前的一項政治任務,作家、記者、編輯等文化工作者、出版社、書店、郵政局和中央有關部門、地方黨政機關應通力協作,強化規劃與指導,共同完成這項工作;《從各方面節約紙張》用數字說明出版用紙供應緊張的狀況,要求出版單位杜絕重復出版、無效出版,減少紙張浪費,同時號召機關、團體、部隊、企業減少內部不必要的刊物和報表,辦公用紙也應盡量壓縮。

盡管呈現百花齊放的繁榮態勢,但細察就不難發現,這一時期的出版評論都圍繞著建立新的出版制度、確立新的出版秩序、樹立新的出版規范、提高出版物的內容質量和編輯水平等中心任務展開,大部分具有強烈的“反映黨和政府立場,承擔宣示政策任務”的社論色彩,制度化、秩序化、導向性、引領性特征明顯,基本不脫離當時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對社論所做的路線政策解釋型、現實問題評論型以及政治宣傳型的三種類型劃分,體現的是國家和政黨對出版工作的意見與看法。而且出版評論的話題選擇(或議程設置)、話語修辭、批評方式、評價標準與國家指令、領導批示、重要會議的文件、議題、精神有很大程度上的關聯。1955年8月,毛澤東主席對兒童讀物缺乏問題做了“書少”“無人編”“太貴”的批示,《人民日報》在同年9月16日發表社論《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引發對這一問題的全國性關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又陸續發表了《做好一億二千萬少年兒童讀物的發行工作》《給少年兒童出版更多的書》《改進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出版發行工作》等評論,創刊不久的《讀書月報》還策劃了一個《兒童讀物專刊》,刊載了葉圣陶、冰心、秦兆陽、韋君宜、嚴文井、高士其、金近、包蕾等兒童作家、兒童圖書和刊物的編輯們的評論文章,從創作、編輯、發行、閱讀等角度探討解決兒童讀物奇缺的問題。1956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發《為什么書籍又缺又濫》,指出書籍出版工作中一方面優質圖書短缺,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復出版、跟風出版造成積壓與浪費。社論明確要求提高書籍出版質量,努力滿足群眾迫切需要的書籍,控制和減少一部分可出可不出的書籍。這種出版評論針對性強,其引領與導向是十分明確的。1957年以后直至“文革”爆發,出版業也經歷了曲折與坎坷,出版評論過“左”的苗頭也就有所冒頭,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也是值得總結與反思的。

“文革”時期,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干擾與破壞,出版評論工作在特殊環境下受到極左意識形態的嚴格限制,“政治任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成為評論的絕對核心與唯一要求,政治標準第一,用階級斗爭的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出版界的種種現象,動輒路線斗爭式的扣帽子、打棍子,歪曲事實,強詞奪理,讓出版評論迅速走向扭曲、異化。比起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出版評論的健康與繁榮發展,這個期間出現了明顯的倒退、混亂。

政治極化的規范下,以階級斗爭為綱、為政治服務成為衡量出版評論的唯一標準,這帶給出版評論無法估量的負面影響,直接造成評論活力的衰竭與枯萎。其一,限制了出版評論百花齊放的多樣化創作方式,最終導致出版評論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其二,推翻了出版評論中的真實客觀、全面辯證的評價原則,否決了學理邏輯,喪失了指導價值,最終也會對出版實踐產生消極效果;其三,致使出版評論淪為概念化、公式化的“政策”傳聲筒,評論文體獨立性和創作主體主動性消失,無法回應出版工作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總之,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出版評論整體上是極端化的制度規制不斷走向強化,處于政治高度約束的境遇中。與出版評論的扭曲和異化相伴的,無疑是出版事業的凋敝、書報刊園地的荒蕪。

3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出版評論的觀念變遷與突破拓展

“文革”結束后,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的出版評論工作開始恢復,逐步正常化。1978年6月國家出版局頒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里面提出“黨委要抓綱治社,要議政,也要議書,議政和議書要結合起來”[24],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觀念的強調以及改革開放政策的出臺,使得整個社會洋溢著重啟再出發的激情氣息,出版評論基本擺脫了錯誤思想的桎梏。1983年6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里面有“加強圖書評論工作是貫徹出版方針、提高圖書質量的重要方式”的表述,并提出“要加強對出書情況的了解,對一定時期出書的傾向性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加強指導”,要求“在全國要辦好幾種以不同讀者為對象的圖書評論雜志,其他報刊也要重視這項工作”[25]。隨著國家文化出版事業的漸趨繁榮,出版評論也得到了更多關注。1985年5月,中央宣傳部出版局在山東濟南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圖書評論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出版評論工作的重要性,“是貫徹黨的出版方針,推動出版工作,提高圖書質量,指導讀書活動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學術研究、繁榮創作必不可少的工作”[26],并就如何加強評論工作提出了五條具體意見。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的召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大幕開啟,出版評論隨著中國出版業一起進入市場化發展的新階段。進入21世紀后,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勃興,數字出版、融合出版日新月異,中國出版“走出去”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從出版大國向出版強國邁進進一步提速,這些又讓出版評論面臨新問題,出現新變化。

總的來看,改革開放40多年出版評論出現了新的發展、新的繁榮,也面臨新的課題、新的挑戰。在這4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不同的階段出版評論的重點、話題、傾向等也有所不同。最初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改革開放歷史性決策的實行、思想解放運動的推進,都直接促進了出版評論的復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國際國內局面復雜,形勢發生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捍衛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無疑對出版事業及出版評論工作發揮了推動和引領作用。十六大以來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諧社會的建構,在新形勢下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尤其是出版文化體制改革的推進等,都深刻地影響著出版文化事業的面貌以及出版評論的發展變化。黨的十八大以后,出版業進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文化強國、出版強國的戰略更加凸顯,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增強文化自信、著眼于文化軟實力提升,呈現出新的特點、新的氣象,出版評論相應地得到加強,舉旗幟、聚民心、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意識也進一步增強。具體看來,這40多年出版評論的發展還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3.1 出版評論的觀念變遷

改革開放時期是我國出版業發展最快、變動最大的階段,花樣繁多的出版活動令人目不暇接,不斷地革新著人們對出版的認知。出版評論來源于出版實踐,隨著出版活動的不斷變化,出版評論觀念也在40多年間隨之發生變遷。

觀念是經過時間沉淀深藏于人們內心深處的習慣認知體系,具有時代的印記,歷史前行的每一步都伴隨著觀念的更新。由于它固有的內在性和復雜性,新觀念都是在繼承與修正、趨新與重構中產生的。

新時期的出版評論工作繼承了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出版評論事業的優良傳統。最突出的特點是重視出版評論的組織性,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指出“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一切出版物,不論屬于中央的或地方的,均應在黨員的領導下出版”“任何一個出版物,無論中央的或地方的都沒有權利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2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就要求“各地報刊按照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的指示,采取有效的方法克服各種困難,有計劃地建立書報評論工作”[28]。還有就是特別注重出版評論的實用性與引導性,主張“出版物最要是要引人去做下層運動”“農村方面的發展,極應注意”[29];認為“出版事業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從而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服務,這是衡量出版物的唯一標志,離開了這一標志,就無從評論書籍的價值”[30]。

但是,新時期出版評論所處的環境相對于之前60多年發生了巨大轉變,那時的很多觀念已經不適合于時代要求,需要進行修正。最典型的就是對出版評論“政治屬性”的過度強調違背了出版評論的發展規律,嚴重束縛了出版評論的內在活力,使之陷入等待上級機關或領導批示再開展具體工作的被動境地,對瞬息變化的出版活動反應遲鈍,喪失“時評”特色和優勢。所以必須改變原有的出版評論一元化的發展邏輯,突破工具論囿限,增強評論自主意識。另外還必須主動進行市場化改革,探索出版評論的商業化、市場化發展路徑。同時又必須限制過度追求商業宣傳與經濟效益產生的弊端,努力避免“只是一種宣傳與廣告的延長”的現象,實現出版評論發展進路中黨性、人民性、市場性的統一。

3.2 出版評論的多維拓展

改革開放以來,日益駁雜的出版生態讓出版評論的對象越來越多樣,越來越細化,既包括了對編輯、發行、裝幀等出版環節更為深入和全面的考察,也包括一些對出版新現象的審視與思考,如眾籌出版、數字版權、直播營銷等。此外,出版業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影響也日益廣泛,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身份的人,站在各自的立場和角度,他們利用新媒體平臺,能夠方便快捷地對出版活動評頭品足,對出版物說長道短,對出版機構臧否褒貶,既有簡單感性的評估判斷,也不乏深刻理性的分析反思。簡單地說,這一時期的出版評論進入了多面向拓展階段。

首先是評論主題內容的拓展,觸須幾乎覆蓋與出版相關的各個方面議題。《出版物的特殊性》《出版:文化是目的,經濟是手段》《文化自覺與出版擔當》《培育出版精神》《應該擁有一個怎樣的“出版”》表達的是對出版本質的探索與認知;《“初級階段”與出版社改革》《出版社多了,還是少了?》《出版的貢獻在產業外》《轉企改制中人員分流切莫“一刀切”》是對出版產業化改革的建議與反思;《出版社創新面面觀》《創新是出版發展之源》《編輯的時代使命和出版創新》《人工智能與出版行業的融合創新》討論的是出版創新問題。更多的是對出版市場失范現象的批評,《“辭典熱”中的新老問題》《擺脫辭書出版的滯脹》反映的是辭書出版中的“膨脹型衰退”現象;《語文專著為何語病較多?》《剎一剎“無錯不成書”的歪風》《嚴防劣質書刊回潮》《浮躁的圖書》關注的是圖書質量問題;《警惕書刊市場的這股濁流》《沉渣泛起的新招數》《堅決取締非法出版活動》則聚焦于非法假冒出版大行其道的市場情形,數量眾多,不一而足。

其次是評論平臺陣地的拓展。從1979年的《讀書》《書林》開始,不間斷地有新的出版評論相關刊物或報紙專欄、副刊出現,陣地逐漸擴大。1980年代主要有《博覽群書》《中國圖書評論》《書品》,1990年代又創辦了《書城》《書緣》《書屋》《書與人》,另外《中國出版》《出版廣角》《出版廣場》《出版參考》《出版人》等也有相當的出版評論版面。報紙方面,繼1985年《文匯讀書周報》后,有《中華讀書報》《新聞出版報》(后更名為《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中國圖書商報》(2013年改為《中國出版傳媒商報》)都辟有專門的評論版面。另外,在世紀之交誕生了一批民間渠道發行傳播的讀書刊物,像圖書館、文化館參與的《書友》《開卷》《崇文》《芳草地》《悅讀時代》《喜閱》《溫州讀書報》,企業或個人運營的《文筆》《樂讀》《書人》《書脈》《包商書聲》,實體書店創辦的《唏噓》《豫章》《閱讀》,研究機構或民間讀書組織主辦的《書香中國》《悅讀》《易讀》《閱章》《讀品》等,里面也有不少有見地、有深度的出版評論。但很顯然,在紙媒衰退的互聯網時代,出版評論平臺最大的拓展就是出版評論的網絡化了,從最初的紙媒評論版的網絡化,再到網絡書店和讀書社區,直至如今的自媒體微博、微信。網絡化的出版評論成為一道新的風景線。

而且,出版評論平臺陣地的拓展,引發了出版評論主體擴張、出版評論文體形式與評論模式的多元化等連鎖效應。需要注意的是,網絡化、自媒體化的出版評論其實并未完全脫離傳統的出版評論生產模式,其依然主要針對的是傳統出版活動,在評論對象選擇、社會認可、文化追求等方面依然保有一脈相連的傳承聯系。

此外,這一時期出版評論主體的構成也值得關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時期的出版評論,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各種媒體、各種形式的出版評論,都可納入本文討論之中。近幾十年來,伴隨著出版事業的快速發展和出版產業的積極推進,人們對出版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評論的熱情也持續不減。從評論主體講,有專家評論、出版家(人)評論、大眾評論等,而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一些黨和政府的出版管理者,他們兼具領導、學者和理論家多重素養,其出版評論往往政治站位高,視野開闊,問題針對性強,業務指導性強,在各個階段都發揮了重要影響。這些出版評論較為充分地體現了黨的意志,具有指導工作、引領方向、補偏救弊的功用。這類出版評論家包括陳翰伯、陳原、王子野、王益、許力以、伍杰、宋木文、劉杲、石峰、于友先、楊牧之、柳斌杰、鄔書林、吳尚之等。加強對各個時期、不同類型出版評論家的研究,也很有必要提上議事日程。

4 結 語

出版評論的發展顯然是一個“歷史化”的進程,在學界的普遍論述中,我國的出版評論是隨著現代新式出版的出現而誕生的。這一過程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發展階段有著高度契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共產黨出版評論史就是中國現代出版評論史,對中國共產黨人出版評論活動的回顧與總結,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意味著對中國出版評論歷史的梳理與歸納。

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就將出版評論當成促進宣傳、指導出版的得力工具和有力武器,這限定它的政治屬性與使命任務,是黨在實現其目標所倚靠的龐大組織機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特征。在艱難時局和階級斗爭中,革命斗爭敘事成為當時出版評論主題呈現方式和話語策略的必然選擇,根植于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階段的出版評論實踐中。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之后,面對著巨大復雜的出版制度重建和管理組織工作,不僅保持而且更加強化出版評論這種軟性、間接性治理的方式與手段,這使出版評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獲得高度重視,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但1950年代后期以來尤其是“文革”中過于強調二元對立的階級斗爭思維,“工具論”觀念惡性發展,出版評論走向單純追求政治標準的極端,處于扭曲、枯萎的狀態。1978年后的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市場化改革帶來了價值觀念的變化和利益關系的調整,這都促動了出版評論的觀念變遷以及多面向拓展,突破了單一的政治標準走向多元化的政治、市場、社會融合發展邏輯。

中國共產黨出版評論的百年歷程,既是新中國出版事業、出版產業不斷壯大、變強的過程,更是黨的出版思想、方針、政策不斷走向現代化、科學化的清晰過程。從出版產業角度看,當前數字傳媒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逐漸深入,我國出版業正處于市場改制與經營轉型的關鍵時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傳統與數字出版的產業融合也已步入深水區。從出版事業角度看,如何確保出版單位的社會效益,真正把社會效益置于首位,并切實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有機結合起來,要求更高、任務更重了。出版強國的建立、出版“走出去”戰略的落實、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都還任重道遠。而2020年以來的新冠病毒肆虐世界,給國際國內環境包括出版業發展帶來很多新的變數與挑戰。我們自身出版產業的創新力不足,競爭力不強,法律制度和評價機制還不完善,經營管理和國際傳播力離出版強國還有相當的差距。處于這種環境下,我們有必要總結出版評論的話語實踐和歷史經驗,反思出版評論的不足甚至失誤,讓當代中國出版人更透徹地認知和理解出版業的發展現實,也給黨和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撐和精神動力,并進一步增強時下開展出版評論實踐的自覺意識,為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和出版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創造良好和諧的輿論環境。

注 釋

[1]賈樂蓉.共產國際對建黨前后中共報刊出版影響的考察[J].新聞春秋,2020(1):23

[2]鄧中夏.《先驅》發刊詞[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1921—1949年(下). 北京:新華出版社, 1980 :2

[3]高君宇.陳炯明與《向導》周報[J].向導,1922(11):92

[4]李達.《新時代》發刊詞[M]//李達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749

[5]周恩來.《赤光》的宣言[M]//周恩來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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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紅旗日報》發刊詞[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1921—1949年(下). 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21

[8]問友.過去一百期的《紅旗》[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1921—1949年(下). 北京:新華出版社, 1980:134-135

[9]鄧穎超.把“紅中”活躍飛舞到全中國[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1921—1949年(下).北京:新華出版社, 1980:158-159

[10]李一氓.論目前“紅中”的任務[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1921—1949年(下).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150

[11]林之達.中國共產黨宣傳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46

[12]《海燕》發刊詞[M]//河北省新聞出版局出版史志編委會,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出版史志編委會.中國共產黨晉察冀邊區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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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鄧拓.再論如何提高一步[M]//鄧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274-275

[15]周恩來.抗戰時期文化工作的方針[M]//周恩來文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4-15

[16]臧劍秋.關于目前黨的出版發行工作中的幾個問題[J].共產黨人,1941(16):56-58

[17]齊加.關于邊區文救第一次代表大會與開展邊區文化運動中的幾個問題[M]//河北省新聞出版局出版史志編委會,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出版史志編委會.中國共產黨晉察冀邊區出版史·附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319-320

[18]茅盾.為民營出版業呼吁[M]//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 第2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69-71

[19]胡繩.關于出版物的審查制度[N].新華日報,1945-09-10

[20]打破法西斯式的出版法[N].新華日報,1946-06-29

[21]出版總署1950年上半年工作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2 ·1950.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313

[22][前蘇聯]庫茨涅佐夫.提高書刊批評的科學水平[N].人民日報,1951-03-04

[23]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關于全國報紙期刊均應建立書報評論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報,1951-03-23

[24]國家出版局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M]//袁亮.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5).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2013:341

[25]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M]//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出版年鑒1983.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5

[26]全國圖書評論工作會議紀要[M]//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出版年鑒1986.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6:234-235

[27]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1921—1949年(上). 北京:新華出版社, 1980:1

[28]書報評論是領導出版工作和報紙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N].人民日報,1951-03-23

[29]惲代英.出版物與實際運動[M]//惲代英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13

[30]楊星.出版界要面向工農[N].人民日報,1958-10-15

(收稿日期: 20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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